首页 -> 2000年第11期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作者：张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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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舒芜先生对胡风意义上的“批判”毫无理解，恐怕也不是事实。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胡风曾从上海写给在南宁的舒芜一封信，信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重印《论主观》等文章的机会，提醒舒芜“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着重号原有）〔17〕，这里的“自我批判”一词，在舒芜先生后来的引用中就被转写作“自我批评”，可见他对胡风的用词习惯并非完全不懂，不知何以还是要做出另一面的理解，并一直坚持？舒芜先生引用这封信，是要用来作为“五二年我发表检讨文章，是他（指胡风先生）先有信给我，……让我准备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18〕的证据，这自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第一，在这一情形下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未免太远，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的叙述，在这段时间中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许多足以使当事人的思想状态发生巨大改变的事情，这些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在考虑整体的历史因果的时候就不能当它没有，或表面上虽当它有，字里行间却又暗渡陈仓；第二，就算舒芜先生在解放初的两年里的确时时牢记了胡风的教导，他后来的“解释和批评”也未免去胡风的期待太远，这岂不是记住了比不记住更坏？《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从头学习》）发表后，胡风曾在致路翎的一封信中对此深致不满：“曾由武汉转信他，要他深入地写一写，他就这样‘深入’了。”〔19〕这就是所谓“倒戈”或“起义”的含义。关于舒芜先生该不该“倒戈”，或有没有“背叛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是胡风事件研究中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之一，现在既经余世存先生等的大力主张，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理由单纯就此作出否定。如果舒芜先生思想上确曾经历过他在检讨文章和检举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的话，那么，他对胡风思想的“背叛”或者“告别”就应该无可厚非。因为这里牵涉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作为因此一变故受伤害最大的当事人，胡风不满归不满，可他当年也并没有要在这一点上限制或剥夺舒芜的权利。他之所以觉得舒芜不可原谅，完全是基于别的原因。
这个原因胡风也并没有试图隐瞒，而且似乎还曾与舒芜当面沟通，并取得对方的认同。但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没能朝胡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相反，舒芜是在胡风觉得不可原谅的方向上变本加厉地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风自北京写给绿原的信中说：“吾止走了，还有信来向我辞行呢！想不到世上居然有这样脏的东西。他第一次供状，专门攻击某某，人家不要，他又来一次，这次专门说他是受人之害，而且他的错误都是与别人共同的！……辞行信云，这回去以后将要专门检查自己云。不过，他已把空气弄脏了，使抱希望者丢了脸，使不少人冷了心。推其原始，我造的孽真不小！”〔20〕这里的“吾止”，是“无耻”的转写，指舒芜；“第一次供状”指《从头学习》；“某某”，胡风自称；“又来一次”指《致路翎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把空气弄脏”，最主要是指舒芜的文章坐实了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他们的批评者们对于“小集团”的半公开的指责，第一次“从堡垒内部打开缺口”，由“深知内情”的人提供了“小集团”存在的第一手证据。胡风说，“尤其无耻的是，什么A、B、C，什么其他几个人，这等于卖人肉。”〔21〕这里的“A、B、C”，指的是舒芜在《从头学习》中检举说：“《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其他几个人”，指的是舒芜在文章中公开指证“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与他“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卖人肉”犹言“出卖人”。在另一处地方，胡风又说：“在整风运动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22〕可是舒芜偏偏开口闭口“我们”、“我们几个人”、“我们那个小集团”。
一九六二年，绿原先生被“免于起诉”，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发现自己与舒芜成了同事：“舒芜仍像五二年在武汉一样对我开诚相见，除把近七年来一些国家大事向我评说外，仍像讲故事似地同我谈胡风案件的另一面，包括一些胡风思想的批判者后来变成‘胡风思想的贩卖者’的人和事。有一句他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都没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但，他们当初究竟想到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们想把胡风搞成什么呢？”〔23〕按理说，讲求实证的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揣测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可是，随着我对胡风事件研究的加深，像绿原先生这样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一个强烈的悬念。是啊，包括舒芜在内的胡风的批评者们当初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对胡风们群起围攻、不依不饶的呢？他们到底想把胡风们搞成什么？尤其是舒芜，我觉得，尽管他已经以老病之躯花大心力追述了十来万字的心路历程，但对于释除我们心头的类似疑惑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他努力将自己的出众才华倾注到那些令他今天摆脱不掉的丑恶文字上去的时候，他究竟想过什么或想着什么？我们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的可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将怎样理解历史中的舒芜的复杂表现呢？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但同时，它也决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永远逃避或悬置的工作。
首先一点，我们不难看到，舒芜是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从头学习》一文表面上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而写的表态文章，可是当时借此机会做文章的名公巨匠何止万千，僻处南宁的舒芜要想在这个题目下有所作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希望》停刊以后，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胡风没有能够创刊新的杂志，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杂志如成都的《呼吸》、北京的《泥土》、南京的《蚂蚁小集》、上海的《起点》等，虽然延续了《希望》的作者群，但由于都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且多属于同人集资性质，规模不大，只是“游击性的小刊物”，影响自然无法与《希望》相比。这对希望借写作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的舒芜自然十分不利。解放初期的舒芜尽管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得到地方当局的重用，但那都是与文艺和写作界几乎毫不相干的“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那里甚至都不大有人知道《论主观》这回事，“无论省市哪一级的领导，没有任何人向我提起或暗示过《论主观》之类的问题”〔24〕，因此在表面的忙碌和热闹之下，其内心的寂寞不问可知。舒芜回忆说，“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到京津沪汉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25〕。这样，如何通过写作介入主流文化界、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于解放初期的舒芜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念兹在兹的大问题。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心路历程的变化轨迹其实十分清楚，要而言之不外是两条线索、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弃旧图新。这正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从广西出来”一路思想见闻的核心内容。比如其“北行日记”开篇部分所记：“自己觉得，解放前后实在是大有不同，解放前摸索苦恼的东西，解放后大概都开始解决，究竟是实生活不同了。”〔26〕车过黄河铁桥见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时的感想：“这大约还是去年写的。那时，我们的心也正望着这里，想着这句话，但仅一年，我现在就从粤江过长江又过黄河，亲眼看见它了，这是人民的会师，这是历史的期望。”〔27〕在这两条关于大局的感想中，个人隐微其实也溢于言表：正是“解放”，才为他自己提供了从偏远的广西“打过长江去”的机会。又比如他对过去的亲密伙伴的新观感：“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在他们，还是有些清谈，嘲笑。又是什么这个约谈，那个约谈，还要思考应付，诸如此类。”〔28〕外表上谈笑风生，内心里已是格格不入了。至于说“找胡风谈”过，“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云云〔29〕，在舒芜自己，就未始不是一个对于过去的正式的告别礼。这是发生在一九五○年十月五日的事。此后，存在于舒芜与胡风之间的以频密的通信为重要标志的亲密关系似乎就正式结束了。后来当舒芜写出第一篇“把过去百分之百地否定了，认为过去全错了”〔30〕的“检讨文章”，从北京来的鲁煤见到后觉得不可思议，问他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信与胡先生谈，他的回答是“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31〕。
过去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在鱼雁往还中交谈和解决了，不仅从未发生过“辞不达意”的困扰，而且时隔多年之后还可据以向对内情毫无了解的全国公众“说清楚”，现在为了“理论上”的东西反倒怕“弄得误会了”？这如果不是另有隐情的话，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对此胡风是曾经有过一个说法的，他说：“和我通信，在他已毫无好处了。”〔32〕可谓一针见血。在舒芜自己，“告别”的礼数一旦尽到，接下来当然另有他的当务之急，那就是设法逐步公开自己的新立场和新身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一篇《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因为“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的干部”会“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3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做了一首诗送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34〕；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南文代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35〕；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写思想检讨”〔36〕。
如果只是在“思想改造”的意义上“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鲁煤语），其中不涉及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就这样发表出去，能否在“有关方面”一次性顺利“过关”固然难以预测，但不至于对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大的负面冲击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或者也正是舒芜先生后来觉得自己的这第一篇“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还有值得回护的价值的原因所在。舒芜先生在《后序》的《又附记》中说：“胡风先生对于我写那篇检讨文章（不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还说我攻击了绿原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其实，我那篇文章只谈自己，只在与鲁煤谈话中，说过绿原解放前的一首诗是‘小资产阶级的看不见前途的感情’，鲁煤致胡风函中也交待得很清楚。”〔37〕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胡风误会并冤枉他了？细检鲁煤致徐放和胡风函、及胡风的回函，我们发现，事情似乎也并不像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鲁煤函中并没有“很清楚”地交代“他否定了绿原过去的诗”是在“检讨文章”之外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造成误会，责任应该在鲁煤；第二，胡风就此事给鲁煤的两封回函（1952年1月7日，2月14日）中，尽管认为舒芜的检讨“带着极强的虚伪的东西”〔38〕，却并没有“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胡风的原话如次：
至于舒君，情形也不简单的。所谓理论之类云云，都不过是一种实际关系或生活态度的反应。只单纯地当作理论去看，那是要愈想愈不通的。我懂得他，其他的友人也懂得他，绿原更懂得他。他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这就非弄得东张西望不可，这两年来完全暴露出来了。……人，一患得患失，那就有些不好办了。〔39〕
引文中所谓“打括弧”就是今天所说的“加引号”。我所以要在这篇已经写得相当冗长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原始文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将原文与经舒芜先生处理过的文字对照起来看，领略舒芜先生作为“文章家”的功夫和风范。在极细微的变动中，舒芜先生也是可以做进很大的文章去的。现在有了对照，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到底冤枉过他没有呢？其实舒芜先生也未必是要暗示胡风曾经冤枉过他，更主要的目的，恐怕还在于借此拒绝和掩盖胡风对他的“实际”一面的揭露。其实他也看得很清楚，胡风对他的“检讨”的关注焦点，完全在于是否牵扯别人，而并不在乎其“理论”性的高低。胡风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旦攻击别人，就是“不可原谅”。而在接获鲁煤报告的当时，胡风对舒芜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温和的，“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云云，与其说是一种指控，还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正因为如此，胡风才会在给鲁煤的回函中仍然对“舒君”寄托期望：
回来时，也许还会见到他罢。千万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关于他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40〕
所谓“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是因为隔阂既生，不免要有所防备，以防无意中供给对方更多的口实，这可谓胡风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积习”了。后来舒芜揭发出来的他的书信中的那些隐语、暗语、缩略语和被当作“恶毒攻击”的证据的“硬幽默”（比如“跳加官”），其实都只是此类积习的不同表现。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胡风对“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舒芜的防备并非没有道理。上述“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舒芜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并非“有关方面”没通过，而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舒芜先生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舒芜隆重诞生的《从头学习》。《从头学习》与《向错误告别》有什么区别？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这篇检讨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这篇论证的末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在这篇检讨文章里，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的批评，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41〕。有趣的是，舒芜先生回忆中的轻重主次与他当年写作时的主次轻重恰成反照。《从头学习》现在已经收入《回归五四》，并不难找，大家只要翻开这一篇，劈头就会赫然见到：“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令人悚然一惊的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表态八股”早被别人写过不知多少遍，日后还会被人不断地写下去，但是，一起笔就这样摄人心魄的，不仅当时少见，到现在恐怕也不多。舒芜先生这不是又一次靠文字成功地证明了他自己吗？
我说舒芜先生“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他牵出路翎的方式作为证据。《从头学习》中第一次提到路翎，是被一个“我们”带出来，看起来像是迫于文势，不得已而然，其实恐怕正是为了营造这种文势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路翎何辜，就像一只待戮的鼋龟，被一支细巧的刀笔诱出了长长的颈项。过去的密友站出来作证，证明别人对他的指责“是完全确实的”，如此一来，他还能往哪里逃？
那么，从“坦白自己”到“牵到别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前面提到，作出这一重大转向时，舒芜先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但自己的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舒芜先生试图证明，是胡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写给他的提醒他采取主动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信（见本节前引）种下了远因。如果说是“远因”的话，恐怕多少是有一些的，可是舒芜先生并没有这样说，而只是反复提及这件事，同时强调在他当时所处的南宁环境中，并没有其它外在的因素促使他记挂《论主观》。但这些就足以说明舒芜先生想说明的问题了吗？
如果舒芜先生从来没有、或后来成功打消了离开偏远的南宁“打过长江去”的念头，那么，胡风先生不给他写那封信，他或者会成功地忘记有关《论主观》的不愉快，甚至忘记《论主观》本身，就在那儿做一名成功的、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可是他没有。又如果他即使离开南宁移居中心城市，却对文化界彻底失望，没有重新进入的兴趣（就像“七月派”前期的重要作家曹白那样），那么他也有可能抛开历史的包袱，从此不相闻问；然而他不能。既没有忘记，又不能抛开，那么，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紧迫性本来就无需任何外来的提醒。所以说到底，胡风的信，根本上只是为舒芜先生后来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先生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思想上高度关注的，无不落实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和“胡风一派的实际遭遇”这样两条线索之上，在这两条线索的交接点上，我们首先得到了《从头学习》。那是真正的“从头学习”，因为从头开始就把杀伐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过去的战友，“立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确信“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42〕之后才动手的，为此他列举了从延安到南宁的种种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证据，这个我们只要去看《后序》第八至第十节所述，就知道舒芜先生所言不虚，他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的揣摩判断上的确是用了心事的，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最终还是失算了，“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可是，我们不是还有“真诚”吗？至于说“不择地”，其实也还是有选择的，而且小心得很，时时注意把握一个分寸，即，报刊上没有遭到公开批评的，我的文章中决不首先提出来，这叫“不为人先”；路翎们既然已经被公开点名，我不跟上去，怎么显出我的积极？这叫“不坠人后”。披览《后序》相关部分，细细体味舒芜先生的这番苦衷，怎能不令人动容呢？在有关胡风一派的最新遭遇的试探捕捉上，他是多么谨慎小心啊，不知耗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才为自己赢来了最后的成功。是的，他成功了。在一条行将倾覆的大船上，他成功地拯救出了他自己。这个“拯救”的情形，有点类似《泰坦尼克号》。当灾难无可避免时，有的人庄严地死去，保持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有的人用尽手段活出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到的只是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