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片降幡出石头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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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一样绝对出自底层的皇帝很少，连刘邦也比他略微“高贵”（当过亭长）。出身低贱的人，性格中难免有自卑而多疑的一面，坐了江山以后，因为当年一起打拼的兄弟，彼此知根知底，眼下虽位殊君臣，潜意识里还是对已有的地位和权力缺乏自信，而有的昔日弟兄也确实心怀叵测，自觉或者被逼策划起取而代之的阴谋，于是，“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君臣反目，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是滥杀功臣一类悲剧现象的心理渊源和发展逻辑。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曾对臣下标榜自己“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有一次，他把宋濂灌醉了，以致不能成步，按说这是君前失仪，可是他却很高兴，命侍臣齐唱《醉学士歌》，还说要“使后世知吾君臣同乐如此也”。可没过几年，宋濂的孙子被卷进了胡惟庸的“谋逆大案”，朱元璋竟要将他一并处死，马皇后念及宋濂教授太子和诸王的功劳出来讲人情，才改成流放，让老头死在了路上。这说明，有时候他也想做仁君，也向往君臣同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是转眼之间，他又感到有必要大肆杀人，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大规模的杀戮臣下是从胡惟庸案开始的。胡惟庸一案杀了三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无疑都是冤死。胡原来是个小县令而已，投奔朱元璋较晚，但很受赏识，建国后当了右丞相，是李善长的副手，李善长因病退休，他接了左丞相的位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渐渐忘乎所以。他和朱元璋矛盾的公开化起源于一桩小事：“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谋起事。”胡惟庸的行为当然是枉法，但既贵为丞相，只能算小事一桩，朱元璋如此执著地扮演爱民形象，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之后，朱元璋对臣下的疑忌心理越来越重。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他将负责禁卫事务的仪鸾司改组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拥有至高无上执法权。虽然因为残酷的刑讯造成的影响太坏，此后搞过两次限制锦衣卫权力的动作，但随着李善长案、蓝玉案几起杀人过万的大案的审理，南京官场告密成风，南京城内特务横行，以致后来形成贯穿有明一代的恐怖政治的传统。
朱元璋曾对他持不同政见的太子朱标说：杀这些人是为了替你廓清道路。可是儿子不领情，反说：“我宁愿做不成皇帝，也不愿后世被人唾骂！”朱元璋火了，动手要揍他。朱标是个在儒学熏陶下成长的文弱君子，身体本来就不好，生活在父亲暴虐性格的阴影下，早早去世了，儿子朱允炆成了皇位继承人。朱允炆从他祖父廓清道路的政策里受益了吗？正相反，受害了——富于战争经验的老臣宿将几经杀伐凋零殆尽，当他的叔叔朱棣要夺他的宝座时，朝廷里已经找不出堪受干城重寄的帅才，净剩些器宇狭小徒托空言的文人谋士，所以最终难挽败局。
朱棣的性格很像他父亲，残忍则更胜一筹。他在南京登基以后，屠杀异己分子，动辄诛九族、灭满门，主犯一般都是用磔刑（活生生分裂肢体示众），再加上大量自杀者，南京当时真成了一所人间地狱。朱棣对南京没有感情，想回北京老巢去，但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他一时不能北撤，此外，他决定先在北京修造最恢弘壮丽的都城。八年之后，一切基本就绪，朱棣迁回北京。他把此后二百年间演出了无数荒诞、凶残、卑劣闹剧的中心舞台带走了，对于沉寂下来的南京，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1644年，顺治在北京登基，马士英等一伙奸佞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南京作为南明的政治中心，又热闹了年把时间。朱由崧和他老子朱常洵（被李自成处死的那位）一样地浑蛋，马士英和助手阮大铖是十足的坏蛋，而反对马、阮一伙的复社分子则是只会捣蛋，这些“蛋”把个南京搞得乌烟瘴气。扬州史可法兵败以后，南京很快沦陷，福王逃到芜湖被擒（第二年在北京处死）。朝野两派同时作鸟兽散，后来除了被杀的以外，多数降清当了汉奸，真可谓殊途而同归。
六
三百年后（严格地说是二百六十七年后），南京再一次面对历史的大机遇，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它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但是，从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未来得及行使职权，就被袁世凯连骗带逼把位子夺走了，首都迁到北京。当时国民党大老中赞成以北京为都的也不少，特别是一些北方人，如张继、丁惟汾等最为积极，宋教仁等南方领袖人物，也以为只要召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肯定还会掌握在本党手中。谁知宪政云云离中国还很远，“护国”、“护法”，弄来弄去，毫无成效，只好另辟蹊径，“以俄为师”，组建党军，稍有眉目已经是十六年以后的事了。1927年3月23日，程潜的第六军占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北洋政府解散，东北易帜，国家基本统一，南京正式成为首都。
国民党主政南京的时间，总共约十四年：抗战前十年，抗战后四年。十四年里，国家几乎没有消停过一天，南京的基本建设自然也无从说起。惟一的大型工程只有一座中山陵，其他诸如国民政府、军委会及各院、部的办公场所，大都是旧衙门因陋就简改建的。中原大战后，北方转趋安定，而“一·二八”凇沪战起，南京接近前线，于是有迁都洛阳之议，部分机关搬到洛阳办公。但洛阳条件太差，加之日本人稍有收敛，迁都之议暂息。1937年“八·一三”战事失利后，日本军队来势凶猛，虽然也作了“首都保卫战”的部署，但主动请缨的唐生智率十多万军队，与敌周旋不过三天便全军溃败。唐生智趁夜色乘船逃到对岸，站在浦口码头上，“神色庄重”地向书记官口授记录：“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夜，国都失守。”此时，对岸枪声、呼号声清晰可闻——南京大屠杀正在拉开序幕。
1940年，在日本人卵翼下的汪精卫成立了南京伪政权，形成了两个国民党、两个国民政府并存的局面。开始，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对角上添一黄色方块，以示区别，后来取消了，大概汪精卫意识到，自己一向以孙中山正宗嫡系自居，另立标识等于放弃这一身份，自认异端，岂不是授人以柄？汪氏1944年病死于东京，他在南京的四年里，尽管实现了自己当“一把手”的夙愿，但精神上并不快乐，基本上还是他一生生存状况的合理延续，就如他在自己的一本书名里所概括的——《在夹缝中的奋斗》。
光复后的南京作为“四强”之一的首都，在极短时期内曾享受前所未有的荣耀，但自内战一起，荣耀的光环很快消失。不过三年，数百万“国军”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然后又远走台湾。其实，如果根据《双十协定》国共双方组成了联合政府，南京本来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国都，享光荣于永久。当时共产党人是做了这个准备的，他们已经在淮安购买房屋作为未来中央机关办公的场所。然而国民党里以陈诚为代表的一些人，眼光短浅且为乐观所蔽，什么“三个月、六个月之内一锅煮”之类高调，唱得蒋介石昏了头。蒋一生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迷信武力，战争这一着昏招把他彻底推向了败亡之路，几次大战役之后，老本几乎赔光。1949年1月，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把南京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李宗仁当时实际上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逃跑。他当然还幻想过什么“划江而治”之类美事，所以做出极真诚的和谈姿态，可是又不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怎么办？只有跑！先到广州，然后索性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确实，在南京建过都的政权，总是以投降和逃跑为结局的居多。但无论降了的还是跑了的，大体上不失温饱甚至富贵，而无辜的百姓呢，只能默默地承受历史。很难统计南京历史上遭遇过多少次屠城（最近的一次是1937年底日本人犯下的罪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并非总是那么浪漫，千百年来，它沉淀着的不仅是脂粉，还有鲜血和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