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一片西风作楚声
作者：焦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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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村和空山，玄机和虚空，如此文雅和意味深长的名字，更像是内地北方古老村落的名称。命名决定了立场和姿态。象征性名词后面的故事并不新鲜，荒凉而偏僻的藏地村落，是个魔幻、迷信、蒙昧、神奇、诗意交织在一起的村落，在建国后一系列改造、运动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古老的世界蜕变、挣扎、毁灭、重生。阿来也选择了“文革”这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一扫以往的细腻和空灵，剑走中锋，力图用宏大叙述和结构来凸现奇诡的风格。“红色火焰”是文章的核心，它既是巫师多吉烧荒的那把火，也是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更是阿来经心设置的火把。可以说，阿来放了一把火，企图用天火烧出审美意义上的轰轰烈烈。
阿来说，“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从《随风飘散》到《天火》，《空山》的寓言效果不言而喻：兔子和格拉两个单纯孩子的死亡是灾难的先兆，古老村落的美好传统在随风飘逝。但是，一把火就想烧出一个寓言、烧出一部史诗的梦想太过简单。好的小说可能与寓言有关，但并不是与寓言有关的都是好的小说。虽然还有神奇的神性，还有美好的兔子和格拉，还有疯子的预言，但阿来已经失去了他的色嫫湖金野鸭，艺术的精灵所剩无几。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在文学领域中的滥觞，寓言化、家族化成为“乡土系”作家的不二法宝。阿来亦不例外，所谓寓言、隐喻、象征成了固步自封的怪圈。
书中设置了三个“圣人”，僧侣江村贡布喇嘛、巫师多吉和干部格桑旺堆，他们行走在天堂与尘世之间，但最终他们自己把自己粉碎了，就像多吉的骨头一样。机村和空山充满玄机，无法言说，似是而非，亦真亦幻。机村究竟向何处去？具有乐观主义情怀的阿来以悲悯与宽容的姿态写了两个新青年的选择，索波选择了反省回归，而央金则义无反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阿来面临的问题和机村人一样，向何处去，他也必须作出选择。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当代小说中，再没有什么比艺术形象更让人感慨的：不仅缺乏鲜明、生动、个性化的人物，而且稍加浏览，几乎都是冷漠、丑陋、畸形、阴暗的小丑、受虐者、施暴者。是因为万马齐喑，我们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明亮而温暖的人物？还是“一个都不饶恕”式的拷问？事实显然不是，是我们的作家对自己、对人类已经丧失了信心，丧失了悲悯，丧失了关怀。温暖、真诚，一切感性地东西都被欲望压抑、消解了。
也许有人会说，卡夫卡的人物变成了甲虫，马尔克斯的人物长了猪的尾巴，福克纳干脆就写了傻子，波德莱尔开出了恶之花。马尔克斯有魔幻的南美文化为底色，福克纳的美国南方小镇孕育了独特的喧哗与骚动，恶之花开放在颓废唯美的巴黎大街上。中国的小说，根又植在哪里呢？以过度的热情追逐西方作品，不会结出自己的果实。正如追逐叙述奥秘的小说家把博尔赫斯当作偶像，但是博尔赫斯的意义其实在于对小说叙述自由的探索，若一味模仿追随其交叉的小径，那可真要走入岔路。
二
当代中国所谓主流作家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莫言、李锐、毕飞宇、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他们的写作题材和经验都是乡土的，这样导致各个文学奖项几乎都是“村里的事”（李敬泽语）。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乡村是个包含了太多内涵的语词，它意味着大地和母亲，象征着我们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崇拜、敬意、怜悯，这些古典情怀是文人们对待乡村的主要方式，借助文学家们的创造性想象，乡村从丰富的美好的意象群中获得了一种田园牧歌的诗意。
但是，真正的乡土在哪里？农民的欢笑在哪里？叹息在哪里？泪水在哪里？鲁迅笔下乡村的落后、愚昧和颓败已经消失殆尽了么？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三农”问题的真相远比想象惨烈得多。在都市化的步步进逼下，乡村节节败退，乡村—母亲—家园的模式早就成为虚幻的乌托邦，诗意只存在于诗人的想象和笔端，其颓败、落后跟鲁迅笔下的并无二致。文学如何不再自欺又欺人，正视古老与现代、人性与欲望、苍凉与无奈的冲突，呈现真实的乡村图景？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那种大红配大绿的所谓乡土是骗外国人的，骗不了自己人。
在近期的小说中，并不缺乏暴露农村困难现状的作品，毕飞宇的《玉米》等对农民恶劣生存环境的描写，仿佛“黑幕小说”的再现。但这不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就真实而言，再细致的小说描写也不如一张新闻照片更有感性冲击力，不如一份调查报告更理性客观。
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但虚构并不等同于谎言。毫不客气地说，当前的乡村文学写作，几乎等同谎言。住在石屎森林或别墅里，种点花草，听听家乡戏曲，写写毛笔字，表明自己和土地和家乡还有联系。记忆中的乡土逐渐远去，书写着臆想中的乡土，这就是乡土小说的现状。所谓草根，所谓民间，只是沦为一个名词，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虽然打着乡土的旗号，依然不掩名利场中心照不宣的姿态。
贾平凹是经常把“我是农民”挂在嘴边作为招牌的作家。
《废都》以前的贾平凹确实写出了秦川大地独特之韵味，《商州》系列和《浮躁》淳厚朴实，具有土地的真实感。1993年《废都》以后，作为作家的贾平凹好像确实废了。无数的“□□□”还是没让他摸到城市书写的门，于是他又回到了乡村，自传长篇《我是农民》是他的宣言。《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相继问世，2005年，近五十万字的《秦腔》又出江湖。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里开宗明义，要“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牌子”。为了显示其神圣和坚定的决心，他动用了一切力量，人鬼、字画一齐上，在远离故乡十万八千里的都市书斋里，日日焚香祭祖，袅袅香烟中与之相伴的有唐僧图，有《悲天悯猫图》，还有各式条幅。“谁主盛衰：天地人相互对质；忍观沉浮，命运势彼此角力”。看来，贾平凹是自认已经打通人、兽、鬼三界。贾平凹还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日子，但骨子里确极有分寸”。
通读五十万字，我发现《秦腔》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骨子”；《秦腔》什么都可能是，但就是不是好小说！
以傻子作为叙述人是个老把戏，无数作家已经用滥，贾平凹在《秦腔》里重新试验了一次。可惜引生这个傻子除了单恋白雪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摆设。所以小说的叙述人一会是傻子“我”，一会又变成全知全能的第三者，凌乱支离，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作为小说的《秦腔》已经不成功。
《秦腔》里夏风简直就是《废都》的庄之蝶。庄之蝶是老中青妇女“通吃”，所有的女人不曾见面就已经爱上他；而夏风则是所有官僚“通杀”，大到市长，中到县长，小到乡长，夏风的几篇文章成了尚方宝剑。一个是性，一个是权，充满欲望的本质并无差别。人人都爱，人人都怕，人人都夸，这是自怜、自恋心理作祟，是可笑的臆想和幻觉。文人固然不必自轻自贱，但如此毫无节制的自吹自擂更加大可不必。
在《秦腔》里，棣花街、清风街的乡党们生活的中心就是吃和拉。尤其是拉，更是小说着力描摹的生活核心。翻开书，鼻涕、响屁、尿水、稀屎漫天飞舞。乡长和夏天智发生争执那一段是这么写的：“他尿的时间很长，尿股子冲散了一窝白花花的蛆，还站在那里不提裤子……他一个趔趄，一脚就踩在了屎上。”俊奇娘和二婶，这两个操劳一生、辛苦一生的女性，她们干瘪的嘴唇居然被比作了“屁眼”。小说寄予厚爱的女主人公白雪也不能避免，她那美丽的孩子愣生生给割去了肛门，是个没有屁眼的孩子。这简直是一种变态的排泄系统赏玩心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屎尿屁”小说，把写作当作了排泄过程，写出来的“排泄物”连“一腔废话”都不是。屎尿屁情结贯穿始终，是排泄的焦虑还是排泄的恐惧？拉撒本来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值得如此大做文章吗？鲁迅在《半夏小集》中早就说过，鼻涕、大便“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