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一片西风作楚声
作者：焦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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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寻找自我作为出发点的女性文学萌芽、发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急剧转变，女性文学风云突变，波浪几乎滔天。
张抗抗经历见证了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几乎每一次转型都能推出与时代潮流合拍的作品，她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完整的标本。八十年代初，《北极光》赢得一片赞美，女性独立自尊意识崭露头角，后来有了《赤彤丹朱》，有了《情爱画廊》，2002年有了《作女》。从困惑自省的女工，到柔弱无骨的江南美女，再到潇洒跳脱的卓尔，女性意识成了幌子。《情爱画廊》中的水虹成为女神化身，美艳不可方物，为了打造艺术家周由完全忽视了自身价值和存在。而《作女》中的卓尔，无拘无束的时尚劲头仿佛韩剧中青春偶像们的喧闹和狂欢。卓尔根本没有生存烦恼，没有女性困境，工作可以随时不做，北极南极想去就去。这么刀枪不入的刚猛女性显然不属于现在的地球。塑造这样一个夸张变形的时尚“女金刚”显然是为了市场，为了媚俗。
与女性意识极强的陈染、林白和海男相比，王安忆并不具备她们决绝的反叛与颠覆性，她一直沉迷于上海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命运，用细碎、绵密的笔触铺陈上海的寓言和神话。但新近的《遍地枭雄》却一反以往创作路数，写了一个有关江湖黑道的故事，与以往的女性叙述大相径庭。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农家青年，以开出租车为生。但由于圣诞夜遭遇劫车，从此沦入黑道，与一群劫匪一起闯荡江湖。王安忆自己说这是一个“出游”故事，是从常态的生活里跳出来目睹种种奇情怪景，类似“镜花缘”的写作。作者有意抛开了现实秩序系统中“犯罪”、“黑社会”的视角，张扬枭雄们作案犯科只是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非物质生活。在小说里，枭雄们仿佛追求江湖梦的现代游侠，讲义气、有纪律、有智慧。但是，无论如何掩饰，道德评判的缺席都是可怕而致命的问题。枭雄们自由和梦想建立的土壤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对他人自由和梦想的剥夺。无论如何掩饰和美化，小说中的江湖黑道就是现实中的犯罪团伙。虽然小说本身具有较强的隐喻性，但基本的是非和道德评判是文本不能突破的底线，因为这牵涉人性之根本。
刘索拉曾经是最好的作家，当初的那种任性、通透、自由的气息至今无人比拟。她的《你别无选择》虽然是二十年前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对都市青年的失落、茫然、愤怒的描绘，依然未被后来的写手们超越，这当然是当代小说的悲哀。多年来，刘索拉行走于音乐与文学之间，在《行走的刘索拉》一书之首，她引用了一首古代波斯诗人哈非子的诗歌《我希望像音乐般言语》：“我希望像音乐般言语，希望能把游移的田野放进文字，让你能用身体紧贴真实与之共舞……希望能像神乐般言语，我要给你那丰厚的大地与天翼之节奏。”多么美妙的诗句，多么美好的理想。可惜，游走于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刘索拉并未找到神乐般美妙的节奏。
刘索拉最为得意的音乐作品是一张名为“中国拼贴”的CD，其中有琵琶、二胡、人声、钢琴等许多元素。而《女贞汤》其实就是文字版的中国拼贴。小说成了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神话、寓言、和尚、道士、牧师、政治、女权……笔记、戏曲、诗歌、民谣、报刊拼贴、电影剧本……可谓应有尽有。其结果是：一锅糊涂汤、浑浊不堪的杂烩汤，什么都有，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结构粗糙宏大、芜杂冗长。正如刘索拉自己说，“我心里要说的话特别多，想写的东西特别多”。于是她太迫不及待了，情节纷乱，人物庞杂，跨越太大，不连贯。缺乏悬念，十二万字，就有一百多个人物，一个未曾唱罢另外一个已经跳将上台。对人物的命运缺乏关注，失去焦点，淘汰率太快，眼花缭乱。而语言完全被文白夹杂的小诗、小曲吞噬了。离开母语环境的作家，眼界是开阔了，但语感也跟着丧失，各种声音、视角的混合，失去了一种纯粹和生动。
近年来，文学的“终结说”、“边缘化”等命题的论争纷纷扰扰，莫衷一是。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德里达和米勒“文学终结论”的影响，一是文学实践活动的边缘化，还有文本自身的粗鄙流俗。面对视觉化潮流、面对影像文化冲击、面对网络的取而代之，文学活动的边缘化成为必然，这是现代化带来的现实问题。许多人还在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沉浸在甜蜜的忧伤中，慨叹着好日子的不再来，这是一个虚幻的记忆假相。今夕是何年？小说创作如果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漠视深刻人情的勘探，回避纷繁芜杂的事象本真，仅沉湎自我，还玩语言与文本的游戏，专注于商业主义的写作，小说的出路就很成问题。
诚然，文学的终结本身就是“伪命题”。文学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因为时代，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自己，因为文本。网络、读图时代，技术至上，消费主义，一切都是借口，文学本来就是和历史、时代、技术、商业等不断互动的过程，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方式和内涵。借用画家陈丹青的说法，中国小说形而上应该上得去，形而下应该下得来。举目无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