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一片西风作楚声

作者:焦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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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细节都似曾相识,例如关于花朵是植物生殖器的说法,贾平凹实在觉得精彩,除了在多篇散文里引用,《秦腔》里又忍不住让傻子引生说了一回。那个吝啬鬼吃烧饼的故事,分明来自《世说新语》,偏偏装作是作者自己的创造,让夏天礼表演了一番。性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当然不会放弃。但这一次换了招式,《废都》中的“□□□”换成了《秦腔》里的“×××”,虽然形式不同,还是能方便广大读者迅速准确找到其位置所在。
  有直率的评论家形容贾平凹从《废都》开始,逐渐走上了“不古不今,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人不鬼,不男不女”之路。以小说《秦腔》来看,此话虽然尖刻却有几分神似。
  《黄金洞》、《年月日》和《耙耧天歌》等作品发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阎连科是个关注底层生存悲歌的真诚作家,而《坚硬如水》和《受活》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
  《坚硬如水》的故事发生于“文革”,复员军人高爱军和城郊女子夏红果,革命恋爱一起抓,轰轰烈烈地革命如火如荼地恋爱,革命歌曲、革命语录、革命样板戏是他们的兴奋剂。在中国文化中,权力的欲望最深刻,因为它能带来一切。所以,高爱军要做官,村里的官还不算,要做镇上的、县里的、省里的,所以他只能革命。小说采用全套的“文革”话语进行书写,显然这是对“文革”、对所谓革命的解构和戏仿。
  《坚硬如水》就是一部夸张、谑谐式“‘文革’想象”的书写,不是“文革”书写,是“想象”。小说采用“文革”体一泄而下,许多评论家在重温历史之后,大叫过瘾,说是反讽文学的崭新高度。他们从哪里测量出的高度呢?参照物又是什么?不管是《坚硬如水》还是《受活》,小说的语言不加节制,任意宣泄,语调、节奏、句式密密密麻麻,它们既不是日常的话语,也不是文学的话语,它们只能是激情和忘乎所以的产物。
  而《受活》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已经到了改革开放,受活庄是个残疾人庄,村民们健康快乐,以健康为残疾,甚至组织了一个杂技团四处巡演。而一心想拿政绩的柳县长为了发展经济打算购买列宁遗体以供展览。受活的意思据说就是“爽”,就是快活,小说的意图很明显,受活庄的残疾人本来是自给自足和快乐的,是外来的健康人才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也许作者是想写一部阎连科式的《疾病的隐喻》,那刚刚去世的苏珊·桑塔格该做何感想?
  阎连科在《受活》的扉页上写道:“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阎连科自称自己的写作为“超越主义的现实”的小说,他说他早已放弃现实、真实等词语,认为它们压根就是谎言,只有内心才是真实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有他的想象才是真实的。或者说他倡导的是“狂想现实主义”这套“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狂想现实主义究竟是一副怎样的面孔?
  当下农村的穷困凋敝本来让人悲叹,可陕西商州和河南耙耧山竟然不堪如此?像高建军与柳县长这两个空心人、观念人一路变态、疯狂,活脱脱一副狂放的厉鬼形象!这样的乡土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不适。问题倒也不仅仅是其真实性值得高度怀疑,而是缺乏真正的现代思想的关照,乡土作家们把乡村当资本和话题不停地零售和批发,而必要的思想却被当作垃圾永远缺席。怪力乱神和唾沫横飞不是真正的现实,这样的写作是“伪乡土”和“伪现实主义”写作。
  
  三
  
  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从都市写作开始的,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共同创造性地开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写作资源。从波德莱尔的巴黎到菲茨杰拉德的纽约,个个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而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一路高歌进发,当代小说中的都市写作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千人一面。所谓主流作家要么写乡村,要么写城乡边缘的小镇。面对半个世纪以前张爱玲的《双城记》倾城倾国,王安忆重新接续历史脉络的上海记忆,王朔笔下的京城阳光凶猛,那是早前仅有的让人刻骨铭心的都市描摹。其他成百上千大小作家,居住和面对着成百上千的大小都市,竟然无法在小说中纳入都市身影,无法进行成功的文本命名。
  都市主题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城与人迷宫般的关系,二是都市男女,它们是现代人性的试验场,都市的体验、气质、精神是关键所在。物质是都市的外壳,都市生活给中国人带来舒适的西方化生活,小康社会享受消费成为主潮。小说也蜂拥而上,酒吧、舞厅、咖啡、高级轿车、时尚公寓、国际名牌、情人、婚外恋,一切蜂拥而至,都带着一股恶狠狠的劲儿。日常生活审美化,让小说家理直气壮陷入物质泥潭不愿自拔。各式写手纷纷登场,池莉、邱华栋、卫慧、安妮宝贝、戴来、慕容雪村、韩寒、春树。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作为读者看到的城市面目仿佛统一编码,虽然有着不同的时尚特点,但整体面目酷似,没有代际差异,没有性别地域特征。
  网络早就成为文学的重要阵地,其民间、自由、当下、无拘无束的特性无疑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网络中的都市书写还是让人失望。网络红人慕容雪村的写作极具代表性。继2002年最火爆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之后,慕容雪村于2004年推出十二万字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引起网上网下一片轰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显然,都市是天堂的对立面,是地狱。题目已经体现了写作的宗旨,批判都市,批判物质,批判欲望。小说写了肖然、韩灵、刘元等意气风发的青年在深圳的打拼故事。结局当然是幻灭,青春、理想、希望的幻灭。正如慕容雪村在题记里写的,这是一个“危险而华美的城市,一只倒覆之碗,一朵毒蛇缠身的花”。虽然许多读者读到了真实,读出了感慨,但小说依然没有任何深入和突破,可以说是又一部都市控诉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欲望与叙事在文学中一路狂欢,“消费”成为核心词,自从卫慧和棉棉以身体写作的方式疯狂地写下了上海的尖叫和情欲、躁动的气息和声音以后,文坛成了舞台。消费身体、美女写作、美男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直到木子美的《遗情书》,商业化的情色文学一再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各路人马言说的姿态微妙而飘忽。如果说,以前作家的大胆言行体现了身体的觉醒,对传统的挑战,企图通过身体的突破达到精神的突破甚至文学的突破,那么,现在的情色写作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我赞成一种说法,木子美是一个事件,一个现象,一件行为艺术而已,与文学无关。古典主义追求美,现代主义追求真,后现代追求的是市场,是消费。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更新和淘汰的速度实在太快,当“下半身”不能再激起关注和市场热点以后,情色作家们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可以卖弄?作为美女作家始作俑者,卫慧的新作《我的禅》在市场的铩羽而归成为必然,虽然故事由上海转向了纽约,但换汤不换药的欲望书写令人厌倦。还是余华说得好,不要只描写内分泌,要描写内心。
  都市就只有物质,只有欲望?只有乡村才有精神?如果说在上世纪初期,本雅名们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的文明还具有高瞻远瞩的哲学高度,那么,今天一味地否定现代文明不仅苍白无力而且毫无意义。物质文明的脚步加速前行,重要的是揭示都市生存的真相及其背后的精神,颓废、唯美、感伤、不痛不痒、小心翼翼、茫然、缺乏刺痛心灵的力量。过度关注“生活”、“日子”,就是对“人”、“生命”一味遗忘。
  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写都市如此单调?真正的都市人的生活在哪里?情感在哪里?欢乐在哪里?毫无涉猎!这是当代小说没有生活的重要表征:人物——当代小说几乎没有令人感动的人物形象,变态、畸形、残酷、冷漠是主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省略主语“我”,无我的生活,共同构成关于城市的整体寓言,“我”在城市深处,在头顶的天空,在心头,惟独不在小说里。大量生活细节和场景得到展示,但城市的生活本质没有呈现,人的意味没有凸显,时代的含义也没有展示。这样的城市写作只能发育不良,尤其是隐私部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合时宜地膨胀突出,只会把城市写成小资主义们的“色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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