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智取生辰纲与强盗逻辑
作者：左子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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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县衙，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少数在编的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其余的属吏和衙役有些仅有一些口粮银（一年才几两银子），大多数连口粮银都没有。这些为数众多（小县几百、大县几千。明末的《虞谐志》中说常熟一县的衙役竟然有上万人之多）的人员，就是靠搜刮盘剥老百姓生活和发家致富。积弊重重，陈陈相因，其搜刮盘剥内幕之黑、机关之巧、方法之多、用心之狠、手段之辣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县府第一把手知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有“灭门的知县”恶谥。那点知县俸禄虽不菲但不足以致富。清官海瑞平时自己种菜吃，老母亲做寿才买了几斤肉，在官场上曾引为笑谈。死后大殓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刮起地皮来，第一把手也是一号种子选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这样的政府，又遇到灾荒，你要老百姓不为寇为盗也难。
作为一个老练的属吏，宋江洞察其中—切。他肯定对“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和“官逼民反”有更深切的感受：政府官员未必比盗贼更道德，贪官口袋里的银子未必比盗贼口袋里的银子更干净。而官员又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全都打得一手漂亮的擦边球，即便豁边打成界外球也不要紧，无非是重新分赃，把多捞的拿出来上下打点好就没事了。他实在不忍心看晁盖“性命”就此“休矣”。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良知，通知他赶快逃走。就是为了这件事，又犯下了人命案，守法公民注定是做不成了，从此成了“贼配军”。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后裔、大财主柴进。他的心更是向贼没商量。王伦、杜迁、林冲、武松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庇护。宋江亡命他庄上避难，这位过着“体面生活”的柴大官人说出的话更无法无天：
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官府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是出于政治目的﹖书中看不出，也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大志。虽说赵家的江山是从他柴家手中夺过去的，他人还在但心未必不死。因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宋朝对于降服的各国君臣都予以优待，使之不发生复仇的举动，而对后周及其子孙更加优厚。施耐庵写《水浒传》已是元末明初，既然“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逵语）这样的碍语都可以写，如果柴进有政治目的，他没有必要掩掩盖盖。那么是出于经济目的﹖恰恰相反，凡是流配沧州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来，我自资助他”。他有的是钱。世受皇恩的柴进都这样同朝廷离心离德，饱尝朝廷寡恩薄义的人民就更没有这个义务同朝廷同心同德了，最终唾弃它就一点不意外了。
平心而论，赵宋政权还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它施行的也不是暴政。如果是，轮不到金人灭亡它，人民就将它推翻了。但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和人心向贼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表明除了在根本制度上，赵宋政权在许多环节上都出了问题。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着各种危及政权根基的矛盾。在内患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下，决策层主动以降低效率和对外忍辱求和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若干年后，战斗力急剧衰退的赵宋在与辽、西夏、契丹和金的对抗中惨败。公元1127年，金兵渡过黄河，俘获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文武大臣、嫔妃宫女三千多人和各种财物北上。北宋灭亡。时值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难”。北上途中，颠沛流离之际，赵佶这位误为人主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眼下的亡国之君仍不失词人本色，做了一首《燕山亭》：
北行道上见杏花
裁翦冰销，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哪里是在写杏花，分明就是北宋王朝的一阙挽歌。
南渡以后，时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盗匪问题便不突出。但每隔一段时期，这种周期性的盗匪问题就会重新突出。这往往都是纲纪与道义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体制无法保证公正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实现的时候。当然，任何朝代、任何政治制度下，包括太平盛世也会有盗匪，也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并不是“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为政临民者是难辞其咎的。
注释：
〔1〕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