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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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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自治与教授治校的精神发生冲突时，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目前之困难乃在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故学生壁报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修改。至于每个学生在校之自由，学校必须予以保护，如读书自由不能由自治会组织纠察以剥夺之，身体自由不能同学随意听信谣言、任意搜查。”
他曾对学生自治会代表说过：“自治会尽向余致敬、献旗，而从不听余之劝告，其矛盾极为显著。余素来以君子待人，故凡事均主张从宽办理，但如内部秩序不能维持，则外力自必侵入，我即不能为同人、同学作任何之保障。故校务会议之决议案必须执行，不得抗衡。自治会章则但保障骂人，迭次发生纠葛，故必须加以更正。”
另外，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如何严格，若学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哪怕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司也绝不通融。1946年10月1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女儿沈致平考浙大中文系时，“国文六十五分，但数学只二分，平均二十八点六”，浙江参议会议长张毅夫之子张国维，“考文学院一年级，国文五十九，而英文十二分，数学零分”。10月4日，省建设厅厅长皮作琼、省政府秘书长张协承等先后来说情，他坚决不同意，称：“因敷衍无限制，而一年级入学考试不能不严格执行。”
1949年2月7日，对浙大颇为关照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亲自出面说情，称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直率地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他又一次拒绝了。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对浙大教师子弟，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子女也决不徇私。吴耕民回忆说，他女儿竺梅投考浙大成绩不够理想，就没有从宽录取。他的大儿子抗战一开始就当兵抗日，从没听说要到浙大来开后门。即使有教师以不应聘相要挟，他也不为所动。竺可桢一再在日记中说：“降低程度收容乃是困难之事，因教职子女可收容，则弟妹亲戚均可收容，将来校中将无法拒绝一切外人之说情矣。”“若欲学校通融，则此门一开，以后效尤者不可胜数，从此浙大学生均可将考试不及格之学生入校矣。”
在内外交困的夹缝中，心力交瘁的竺可桢曾一次又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但面对师生的挽留，却又一次次留了下来。例如，1944年12月11日，学校接到教育部通知，称浙大将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之年岁合格者亦从军。看到这个不亚于“晴天霹雳”的电报，竺可桢“自余个人着想，自此得脱离苦海，确是佳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则大不愿也”。幸好浙大解散终没有成为事实。
1947年11月5日，竺可桢对朱家骅说，浙大的事不能再干了。朱深恐他的辞职引起学生误传，故竭力劝说。竺可桢说：“此类顾忌实防不胜防，但值此困难关头，余若辞职，亦必受人责备，故不能不再硬头皮干下去。”11月6日，他再次向朱提出，称至明年春天决计辞职，“问题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11月7日，他又对陈布雷提出辞职：“告以目前特务与反动内外夹攻，余实无术应付。若掬诚相对，则两方均不以诚相见也。”1948年1月31日，竺可桢说：“余告以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2月4日，学生自治会代表送来有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学生签名的上校长书。他深情地说：“余告以目前精力日衰而事务繁杂，已非余力所能任。且余如辞去，必须有接替之人，不致挂冠不顾而去。”3月20日，廿九级毕业生四十人签名挽留，他再度表态“决不随便撒手而去”。直至1949年4月29日离开浙大之际，他关心的仍是学生的安全。竺可桢后来在留给严仁赓、苏步青的信中说，自己之所以最终于狂风骤雨中仓促出走，是因为国民党浙江当局保证“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之释然”。以后竺可桢在上海，浙大师生多次来函电，促他回校。1949年6月2日，竺可桢致信王国松、蔡邦华等表示：“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力强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
竺可桢的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在连天炮火和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结束了。他在动荡不安的十三年乱世中创造的奇迹及对大学理想的坚持，无疑可供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