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己轻群重复何言?
作者:方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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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吃惊地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
杨度以研究为旗帜,套出了本质上是学者的严复对国体“未可知也”的判断。此后,杨度以晚宴为名,邀请严复出席筹安会的活动,严复推说有病拒绝;再次来访,亦被婉拒。不得已,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筹安会的事情,是袁大总统的意思,指定严复为发起人,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严复签名,明天必须见报,来不及听取意见了。
对杨度的信如何处理,严复颇为犹豫。在与弟子商议的过程中,严复认为自己年纪已大,不愿再过逃亡的生活,“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是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吾心可告天地,纵被莽大夫之名,庸何伤?”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筹安会的名单,严复名列第三。严复仆人早晨出门,发现门前有荷枪士兵站岗,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此后严复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筹安会的会议,称病缺席。当时报纸称严复为“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实为真实写照。
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买不到报纸就辗转抄读,甚至要求报馆再版。袁世凯认为,由严复出面撰写驳斥文章最为适宜,于是签署四万元金票,由总统府顾问夏寿田转交严复并阐明意图。严复说:“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若以货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见命之意也,容吾徐图之以报命。”婉言拒绝了。此后严复收到二十多封恐吓信,他深为苦恼,但仍然不愿意书写,并说“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袁世凯不得已,让孙毓筠写了驳斥梁启超的文章。严复认为,“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袁世凯死后,严复写诗有云:“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
六
洪宪帝制结束之后,严复彻底退出政界,倾心于研究道家学说尤其是《庄子》。他评点《庄子》的书稿曾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尚未出版就毁于1932年的淞沪战火。留传下来的版本是曾克耑根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藏的评点本排印或影印的。此时他的一些政见基本上都存留在与友人的通信之中,今天可以看到的有他对“府院之争”、中国政府参加欧战、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问题的见识,虽说不一定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确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曾借用元好问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纷争的厌烦和苦恼:“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病逝,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2月20日,与夫人王氏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
在此,我们借用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对严复的一段评论来结束本篇:
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学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作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当然,我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著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10〕
注释:
〔1〕《郭嵩焘致曾国藩》,载柳诒徵编《陶凤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2〕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转引自徐立亭著《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3〕〔4〕〔8〕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45、356页。
〔5〕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38页。
〔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37页。
〔7〕〔10〕(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