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己轻群重复何言？
作者：方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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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绪三年（1876年），严复与林永升、刘步蟾、方伯谦、马建忠等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他虽然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所学专业之外，这一点还与郭嵩焘有直接的关系。
郭嵩焘同年成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他自称“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1〕。郭嵩焘反对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方强盛的原因，也反对洋务派官僚主张由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在国内少有知音，多受打击。郭嵩焘到英国之后，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致书沈葆桢，“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2〕。郭在英国看到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的有二百多人，而中国只是学习军事，为此深感不安，建议各督抚多选一些青年才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质，分别培养。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学习海防的人员，有留学经历，知识超群，善于辞令，具有相当的交际能力，“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停办止，天津水师学堂共毕业二百一十名学生，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技术力量。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文理通畅，博涉西学”，严复功不可没。
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领都统严君墓志铭》中说：“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蕃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李鸿章曾示意严复“执贽称弟子”，而严复不屑，与李保持一定距离。同时由于中国官场长期形成的派系斗争，李鸿章也未视沈葆祯培养的严复为心腹，不让他参与决策。严复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
应该说，严复与李鸿章的距离感主要产生于根本观点的不同。与郭嵩焘一样，严复不看好限于军事自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思想转变相冲突。
但是，严复与李鸿章关系的阴影，还在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严产生了猜忌。严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严复的弟弟来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严复听从之后，回信言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年，严复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就到此为止。严复与李鸿章接触越多，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甚至一度想投奔张之洞。
抑郁无聊之中，严复染上了鸦片，同时设法投资于王绶云在河南开办的一个煤矿。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没有使他的精神得到解脱。长期的“不预机要”使严复认识到，没有科举出身是一个重要因素，“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