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王元化谈鲁迅
作者：罗银胜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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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写《鲁迅与太炎》
六
太炎对秦代及其学术思想的评议，也与鲁迅有某种契合。太炎撰《秦献记》、《秦政记》，为秦代申辩，称贾生过秦为“短识”。他认为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以童男女三千资徐福渡海求仙诸事，而“其他无过”。太炎文录有《与王鹤亭书》，其中说：“经术之用，不如法吏明矣。”鲁迅对秦代及其文化没有像太炎上述这样肯定的评价，不过，他在早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言文中，对“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指责，与太炎的两记颇有相通处。《秦政记》称：“古生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两记并以此为主导思想去评骘秦代文化。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始皇叫屈，说他与攻陷亚历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勒之流不可作同日语。认为后者也做不出始皇所做的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业。秦代无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为李斯独立一篇，称他尚有华辞，而在划一文字上则有殊勋。其第七篇合贾谊和晁错为一章，强调贾谊的法家色彩（司马迁是以屈原贾生合传的）。而文中称贾不如晁“深识”、“沉实”，则似乎多少受到太炎所谓“短识”的影响。鲁迅曾明言，自己有庄周的“随便”与韩非的“峻急”。他说“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认为从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资料，可以进一步发掘鲁迅与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关系。
摘自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人物·书话·纪事》
七
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冯雪峰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这种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现试举另一例。早期，鲁迅在一九零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说“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城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但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凯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布鲁特斯（布鲁多）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显然是牵强的。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其实这是多余的。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评论这段话说：“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主张一定要讳言群众的落后性，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的。
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可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
摘自一九八八年所写《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八
鲁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飘零子弟”。这一说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论，只是举出几个特点，如喜欢叽叽喳喳搬弄是非等等。后来我读杜亚泉论游民与游民文化的文章，杜指出过剩的劳动阶级与过剩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约束、不计生计、嫉恶官吏、仇恨富豪为其特点。又说这种人有两面性：一面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轻优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我觉得这些话颇可用来作为“破落户飘零子弟”的注释。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破落户飘零子弟”》
九
……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记得少年时读到鲁迅在抗战前夕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所能做的仍是运用手中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作“金不换”。这句话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
十
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一直膜顶崇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冷静表壳下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不是超凡入圣的神明，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身上存在着韩非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我们看不到他的宽阔胸怀，只把他在愤激时所说的意见，如称吃鱼肝油不是为了所爱的人而是为了所恨的人，又如说自己不惜从最坏方面去看人等等作为原则而突出出来，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十一
从本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好运。“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有不少人是以弘扬文艺复兴精神自命的，可是他们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这位代表人物，却显得十分冷漠，对他尚不及对那些无论在才能或成就方面远为逊色的作家的关注，仅仅因为这些作家属于弱小民族的缘故。我们只知道胡适曾鼓励别人翻译莎剧，但很少人知道他早年是贬责莎士比亚的。……鲁迅虽然没有贬莎论调，但莎士比亚并不是他所喜爱的西方作家。他没有写过专门谈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当论战的对手提到莎士比亚的时候，他才涉及他，说《裘力斯·凯撒》并没有正确地反映罗马群众的面貌。“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喜欢莎剧，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主要原因除了具有功利色彩的艺术观之外，也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了近代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对于四百多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摘自一九九七年所写《“五四”时期不喜欢莎士比亚》
十二
年轻时读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评王鲁彦的作品，有一段话说：“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论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