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王元化谈鲁迅
作者：罗银胜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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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鲁迅这段话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事隔多年，才忽有所悟。所谓“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这是指一种“太冷静”、“没有心的参与”（即文中说的“无心的人”）的诙谐。在这种诙谐（或今天所谓的调侃）下，什么理想、崇高、道德、真善美……统统滚他妈的蛋！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东西，让每个人身上都抹上一点屎吧。鲁迅那些话就是对这种极端虚无态度的批评。可是为什么托尔斯泰成了托尔斯小，马克思成了牛克斯，达尔文成了达我文，克鲁泡特金成了克鲁屁特金呢？日前杨扬来访，他正在编王鲁彦文集。我问他王鲁彦是否曾说过“托尔斯小”一类的话。他回答说，记忆中无此印象。我请他回去帮忙查查看。不久，他打电话来说，在王鲁彦一篇小说《袖子》里果然查到了。这篇小说是写作者和他的友人Ｔ君在街上去看杀头，在慌忙中，Ｔ君撞倒一个行人。作者就这件事说：“撞倒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呢？况且人家的头要被割掉，你们跌一跌又算什么？托尔斯小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血与泪也。’那么我们为要得到在这许多人马中行走的自由，只好请你们出一点血与泪的代价了。”从这段话来看作者的态度很明显，正是鲁迅说的那种“对专制不平，但又对自由冷笑”。王鲁彦把几个伟大人物的名字更改了，其意若谓：你们不是说托尔斯泰伟大吗？我偏说他“小”，所以叫他托尔斯小。其他可以此类推，达我文者，“我”乃“尔”（你）之反，一字之易，使得达尔文心里根本没有了“你”，只剩下一个“我”字。而“牛克斯”乃对马克思之蔑称，“什么马克思牛克斯”在当时早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至于“克鲁屁特金”则更是露骨的詈骂了。
摘自一九九八年所写《托尔斯小之类》
十三
如何看待鲁迅在思想上是反专制的，为什么在章太炎影响下接受秦始皇？我的意见是，应当把章太炎的思想当作当时的一种思潮来看。章太炎虽然肯定秦始皇，但他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直到民国后他还以大勋章为扇坠，跑到总统府去诟骂袁世凯称帝。这事曾使鲁迅感动。在此之前，章发表过不少反专制的文章，我曾在文章中提到《訄书》的反专制统治之文，这些文章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但是他为什么又去赞扬秦始皇呢？这种矛盾看来似乎是思想的任意倾斜，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自清末，神州大地经三千年未有的奇劫巨变，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救亡图存是这几代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要御侮，要富强，首在精诚团结，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柳诒徵在《学衡》上撰文称：“爱国合群之名，洋溢人口，诚实者未尝不为所动。”即是指此。章太炎早年曾撰《明独》，阐明大独与大群的关系。他说：“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这里说的大独似乎个人独立。而大群则近乎今天所说的集体主义精神。可见在那时个体与群体是不矛盾的。“五四”前，卢梭思想已介绍到中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当时的改革思想、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章太炎所谓“大群”，正是卢梭包括全民在内的集体，他像卢梭反对“众意”而主张“公意”，从而反对小团体、小宗派一样，他也反对亲缘宗族的所谓“小群”。这不仅是章太炎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破九界倡大同说，谭嗣同申言“无对待”等等，莫不如此。孙中山也有同样主张，他曾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后来毛泽东也认为族权宗祠以至家长的家族条规是束缚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所以我以为这是当时的时代思潮，而它的产生是有具体历史背景的。过去我不理解“五四”时期为什么要主张非孝而反对家庭，我感到奇怪，“五四”时期主张非孝的人如胡适、鲁迅在行为上却是信守孝道的。中国旧社会的家庭，也并不都像“五四”时代所描写的那么黑暗可怕。那时只有梁漱溟对中国的家庭比较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我觉得他所作出的好坏两方面分析，倒是实事求是的。近来我读了一些材料，再考虑这个问题感到可以理解了。用上面所援引的章太炎的说法，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这就是他说的“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这句话是直接指引到集体主义的。因为照章太炎来看，要实现大群，首先必须大独。所谓大独，即是从小团体、小宗派中解放出来，破除亲缘宗法的一切羁绊（当时所说的封建，并非指西方的封建概念，乃是指我们的宗法制度、宗法社会）。这恐怕是“五四”时期把非孝和反对家庭作为反封建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为什么鲁迅既反专制，又赞成秦始皇的问题，我想，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专制主义。这是他们想不到并违反初衷的。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十四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鲁迅的思想有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变成阶级论者以后，他的思想左倾了，说自己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蒙受伤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同样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也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第三种人的同情者而遭批判）。如果鲁迅当时不是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他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此外，同样由于政治倾向，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陈某的信中，也作了错误的判断，怀疑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托派也是极左的派别，我并不赞赏。鲁迅所指摘的那个人，在信发表六七年后，因抗日被捕并在日本特务机关被害。但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这一点，从他在不少书信中对于那些被他称为“元帅”的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抱怨与微词，以及声称要按自以为然的道理去做……这些情况来看，是有迹可寻的。他给萧军信中劝他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摘自一九九九年所写《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十五
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