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大小舞台
作者：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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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如此堕落灰暗的社会中，跳梁小丑和窃国大盗沐猴而冠，善良美好的贫民却处于被践踏和被玩弄的境地，梨园的舞台上下和社会的舞台内外分明演出两场几乎同样的悲剧和闹剧。对于史实与地域性文化的一种存留、对于现实社会处境的揭露与讥讽是穆儒丐梨园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仅有这些并不能凸显出其独特的意义，因为晚清笔记小说和同时代许多社会黑幕小说都有类似的功能，值得注意的倒是在《梅兰芳》的文本缝隙中，性别书写透露出的国家政治意味。
小说最后的情节写的是在政府弱势外交的情况下，梅兰芳成为一个结与国之欢心的中介，被派往日本代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式的演出。原因在于，小说借一位“大仓男爵”的话来说：“第一，他是贵国绝无仅有的名优，我们邻邦人，应当瞻仰的。第二，为中日两国亲善计，这事亦不可缓，将来两国交涉，借重梅郎的地方正多。”一个伶人如何获得了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象征的功能呢？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叶玉虎作为当时政府高官梁士诒的代表之言论似乎透露出一点端倪：“提起这人（梅兰芳），真是我们中国最近一件可夸耀的事。若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如圣贤，如英雄，如文士，如学者，代不乏人，真有出色人物。不知怎的最近这几十年，不但没个英雄，连个美人也产不出，稍微有点知识的，大都抱才难之叹，谁知四百余州禹域江山秀丽，不钟于圣贤，不钟于英雄，不钟于学者文人，而独钟于一个唱戏的梅兰芳，岂不是一件奇事么。这人在我们中国，总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全社会上的人，不论贫富贵贱，老少男女，把精神都交于他的。英儒马可来评论沙克斯比尔有云，英伦三岛可以亡，沙克斯比尔不可无。如今我也要拿这话，评论我们梅兰芳的。中国二十三省可以不顾，梅兰芳是一时少不得的，皆因兰芳一身，是我们中国四万万人精神之所寄。若是把兰芳没了，我们的社会便如坠入沉渊，毫无生气了。”此处的惊人之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梅兰芳”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昭显于世界的“代表”，显示出身体隐喻的政治性。被女性化的男性——旦角——成为一个国家的符号，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在男性中心的社会语境中都是一种蔑视。作为想象东方文化的一个标记，“梅兰芳”的遭遇不由得让人想起晚清的赛金花。而小说中恰恰有段话点出了二者之间的奇妙的关联：“实则中国对于外人，也没什么可夸示的，如今拿兰芳作为国际间一个结欢品，总算为中国增光不小。假如借着兰芳的魔力，办一件痛快的交涉，这兰芳也可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物，状元夫人赛金花不能专美于前了。”
无论在学者的记述（刘半农、郑颖孙、商鸿逵的《赛金花本事》）、文学的书写（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并序》，曾朴的《孽海花》、夏衍的《赛金花》）、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故事中，赛金花都是一个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英雄形象。王德威曾经论述过赛金花作为一个颓废无行的“尤物”（femmes fatals）正是最有资格引导我们进入腐败堕落、聚散不定的晚清社会的不二人选，“《孽海花》的核心，是两个女人对中国命运的操弄。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滥用，几乎导致国破家亡；而赛金花这一出身欢场的‘美艳亲王’，却凭借名不正、言不顺的权力，挽救了中国。赛金花也许从来不曾被尊称为革命者，但她却以最不可能的方式，重振了晚清时代中国的身体政治”〔3〕。风尘女子的侠义行为向来是中国文人叙事的传统，赛金花之所以得到那么多的文人学士青睐与此有关，不过赛金花之超出以往的情形在于，她的身体运作同家国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完成了男人所无法完成的“不可能之任务”。“梅兰芳”在文本中所面临的任务和扮演的角色同赛金花倒具有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穆儒丐的结尾诗可谓一语中的：
莫谓书生语太酸，伤时心有未能安。
东方长大惟持戟，小子侏儒也戴冠。
魔鬼困人形瑟瑟，财神傲物面团团。
由来世事同儿戏，我作梨园一例看。
注释：
〔1〕本文写完，偶见么书仪先生新著《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其中《明清演剧史上男旦的兴衰》、《晚清戏曲与北京南城的“堂子”》、《晚清优伶社会地位的变化》、《晚清的观剧指南与戏曲广告》、《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娱乐圈》诸章节正可以补本文所叙之不足。
〔2〕吴建雍、王岗、姜纬堂、袁熹、于光度、李宝臣：《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3〕(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