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
作者：吴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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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集团集体性地向权势太监屈服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正德时刘瑾擅权，文官焦芳、刘宇、张綵为他心腹，残害正直官员，征责贿赂，流毒天下。明末大宦官魏忠贤秉政之时，朝臣中很大一部分人“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文官向宦官投靠，为的是保全或提升自己的官位。因此，文官向宦官的屈服，仍然是皇帝权力与文臣权力斗争的体现。
在古代知识阶层人士看来，宦官是奸邪的代名词，对社会有害无益，现在的人们几乎完全承袭了这一看法。其实也不尽然。如英宗时的太监王振，在当时势倾中外，后人只知他伤害忠良，但从客观事实来看，他未始没做过一些合乎理性的善事。如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
因此，如果抛开文人对宦官的那种天生色彩的敌视或纯粹出卖灵魂式的投靠，而冷静地将他们当作一种皇权势力的延伸来对待的话，也未始不能使之产生积极的政治作用。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在隆庆皇帝在位时就与司礼监的太监们商议召回被迫告退的大学士高拱。万历皇帝继位后，他与执掌司礼监的太监冯保关系密切，迫使高拱返回故里，使自己成为控制国家大政的首辅。正因为有冯保的支持，他才得以在万历初年推行自己的政策，取得辉煌的政绩。
（三）文官与武将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及明代名将戚继光时，顺带论及万历朝几位名将的命运，其结论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
其实，从明王朝整个历史来看，万历朝几位主要将领的命运不过是有明一代武将命运的缩影而已。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通过冯惟庸案与蓝玉案，大规模地清洗了和他一起推翻元朝政权的功臣武将，从此开始了明代武将的群体悲剧命运。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无疑体现了帝制时代兔死狗烹的历史惯例。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将明代武官的不幸仅仅归因于皇帝的打击。因为，朱元璋本人在打击武官的同时，同样也打击了文官集团。
然而，在开国皇帝成为历史以后，武官并不像文官集团一样成为主宰社会的权力源泉。相反，在和平的历史环境中，武官的地位显得完全无足轻重。武官地位的低下除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广泛历史背景之外，有一直接的原因就是文官集团对武官的压制。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文士阶层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文士与武士的矛盾便已存在了。赵国两位大臣廉颇、蔺相如的将相之争可以看作这一矛盾的代表。在五代以前，文官集团虽然在统领国家庶政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但尚未形成武官受压制的局面。到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鉴于五代军人政变频繁和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形成了“宰相要用读书人”的观念，采取了一套重文轻武的政策，最高军事指挥实际上由文人所控制。经过元朝的中断之后，这一政策在明代又被恢复并得到发展。
在明代的政治格局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均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即使在中央专门负责军事的兵部，担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职的都是文官。武官的最高职务为五军都督与驻防各地之总兵，总兵与都督实为一回事，“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由军人执掌的五军都督府只负责军籍与卫所的管理，而无调动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卫所中的军官经常调动，将不专兵，兵不受将。武学人才的培养极不受重视，甚至长期被并入儒学之中。
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文官所理解和需要的武将，只是沙场上的猛士；至于运筹帷幄，则是他们文官的事。各处所开办的武学，均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程，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规则。可以说，在文官控制的社会中，武官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军事家。这在明代最为流行的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在这两部小说中，最高领袖分别由不文不武的宋江和刘备担任，而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则分别是文人身份的吴用和诸葛亮，武将群体如蜀汉五将及梁山群雄，所具有的特点则为“忠勇”二字，在二位军师面前，他们是被差遣的工具。意图对军师不服的张飞、李逵等，无不受到军师的愚弄，并从而赢来读者的讥笑。可以说，这两部小说反映的文武关系，正是明代现实中的情况。《菽园杂记》卷五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位名叫汤胤绩的都指挥，虽然是员武将，却为人博学强记，议论英发，并且善作诗文。正因为自己讲武而习文，他对文官便有些欠恭敬，“于朝士有一日之长，辄以贤弟贤侄呼之，人多不堪”。成化初，有言官把他作为将材推荐，称他“才兼文武，可当一面”，结果，文官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为“汤一面”。后来，兵部将他派往地势险要的陕西孤山担任参将。不久，有故人来访，正好碰上贼寇来攻。他向故人表示要亲自将贼首擒来，却不料中了埋伏，一箭中喉而死。于是，他又被文官们嘲为“汤一箭”。汤胤绩是否真正才兼文武，姑置不论，但他作为武将能够勇敢作战，而又热衷文化修养，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之所以被文官们嘲为“汤一面”和“汤一箭”，完全是因为他超越文官所期待于武官所扮演的角色，侵犯了文官赖以生存的“文”。
明代文官对武官的歧视还具体表现在很多国家礼仪上。例如祭祀，这是古代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本来文武官都可与祭，但从洪武十四年起，武官这一待遇被文官剥夺。
除了精神上对武官进行摧抑之外，文官对武官的压制尤其反映在对武官职责的干预上。武官被要求培养成一勇之夫，自然要由文官担任的总督巡抚来对他们进行指挥。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均由文官主持。尤为严重的是，在战事发生期间，还有由文官担任的监军御史对武将进行监督，以免他们虚报战功。
在文官的这种控制之下，武将除了效命疆场之外，在军事上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真正的军事家来说，他们的使命是完成国防系统工作，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不怕死的战士。应该说，在明代政治军事体制之下，这样的军事家并不多见。除明代军事体制尚未建立时期的开国诸将外，万历时期以抗倭卫国成名的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即是这样的人物。
俞、戚二人虽然都是武将出身，但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都能诗善文，有诗文集行世。但他们又并不属于文人集团，他们的性格和作风与文人完全不同，他们著述的主要成就也并不是文学，而是军事著作。俞大猷著有《剑经》，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些军事著作与文人们所作的兵书不同，完全是军事实践的总结。正因为长期从事战争指挥和军政管理的原因，他们形成了自己完全不同于文官的军事思想和行为风格。他们由此出发提出了许多旨在提高军事效率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改革方案。如俞大猷曾建议组织强大炮船，将倭寇歼于海上。但由于这种建议必将带来部分地集权于武将的结果，因而被文官所阻止。对文官来说，武将所能做的最大改革只是训练一支有个人风格的部队，而不是逾越一位总兵官的权限。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即是这样一种改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小范围的改革，也屡次遭到文官们的攻击。戚继光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两位有眼光的文官谭纶和张居正的个人支持。谭纶一直是戚继光的上司，他本人对军事怀有浓厚兴趣，甚至亲自上前线杀敌。特殊的军事经历使谭纶能理解和赏识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将他推荐为福建总兵，后又将他调任蓟辽总兵，使他得到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张居正是一位与明代文官集团的群体性格不同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改革事业也可以说是在与很多文官的斗争中进行的。他对戚继光十分信任和支持，二人之间有很密切的私人感情。戚继光出任蓟辽总兵时，有很多文官对他设置阻力，张居正均将他们调离原位。万历六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葬父，特别给戚继光去信通知，说接任蓟辽总督者为可靠的自己人梁梦龙。从这可以看出，对戚继光来说，要得到文官的支持，是十分难得的。而文官们的不合作，甚至说压制打击，又无疑是戚继光最为担心的。为朝廷出力而落到走后门的地步，也可谓报国无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