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
作者：吴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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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文官对武将的压制也必然要引起武将对文官的反抗和不合作。前文所述“汤一面”对文官的倨傲即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而比这更为严重的则是军事上的不合作。明代维持着庞大的国家军队，但在抵御外侮和对抗造反方面却十分无能。其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而武将的不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能够像张居正、谭纶这样真正理解武将并从而有选择地与之合作的文官，实在是凤毛麟角。
文官与武将的不和，特别是文官对武将的摧压，到明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时期。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教中国官僚集权体制的日暮途穷。
（四）文官与民众
文官集团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而走上社会舞台，在其刚刚出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广大平民阶层向贵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体现，因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口号培养文官人才的儒家，便成为天下的显学。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读书人（也即有志于成为文官的人）无不在言论上以民众利益的捍卫者自居。宋代的张载将“修齐治平”以新的语汇表达出来，并再次赢得广大读书人的认同，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读书人在行动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也有很多读书做官的人在这方面言行不一，走向了与民众对立的道路。
明代立国之初，推行严格的吏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吏治的清明。但随着文官集团逐渐恢复为社会权力源泉，这种局面不复存在。前面所引僧人慧暕关于明代文官们由“还债者”变为“讨债者”的现实，即是明代文官日益发展为民众利益侵犯者的写照。
明中期以后官员的贪污腐败，是明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在此无须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即使一些未取得官员身份的读书人，只要他具备了生员、监生、举人以上的身份，他就可以享有礼仪、司法、经济上的特权，甚至利用这种身份享受不合法的特权。可以说，在科举制度下成长的文官集团及其后备队伍已经成为一个剥削民众利益的广大的食利阶级。这一阶级数目之大，令人瞩目。以生员为例，在宣德七年，合计总数三万有余，到明末已达五十万。
不但正在做官的文士对民众直接压榨，即使居乡的乡绅对民众也构成了极大的残害。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专门列有“明乡官虐民之害”一条，对此进行了例述，得出的结论是：“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这里有必要予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明代民众心目中的清官形象。清官故事的流行在明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浩大。除了前代的包拯、于定国等清官形象在元人创作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外，明朝人又塑造了一些本朝的清官。最著名的有两个，一是海瑞，一是况钟。这两人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况钟主要活动于明前期的永乐、宣德时期；海瑞主要活动于嘉靖、隆庆时期，已近明代后期。但两人有一共同特点：在注重科举的时代而非进士出身。海瑞中过举人，况钟则出身于吏职。在明代政治史上，他们对国家大政并未起多大作用。他们声望的取得，都源于他们担任地方官时敢于打击豪强和锐意为民众造福。也即是说，他们把自己塑造为民众心目中真正父母官的形象，代表民众向与压榨民众的官绅集团作斗争。但从思想和政见来考察，则他们并未处于时代的前锋，而恰恰是儒家正统观念的代表。特别是举人出身的海瑞，其政见显得更为迂腐。他除了批评嘉靖皇帝的怠惰外，对张居正的改革也不表赞同。他对维护旧制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改革旧政。
从况钟与海瑞的备受民众欢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明代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对政治的认识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明代社会中存在的文官集团的腐败现象，只能由知识阶层中的部分进步人士从思想上进行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