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
作者：吴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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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计划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孔子开始就已成为中国文士的特点。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部最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吴用和诸葛亮分别是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但二人均自居于军师之位，要得到一个“非文士”作主子并甘心为之效劳；而作为主子的宋江和刘备又必须具备一种特性，那就是对军师言听计从而又勇于承担一切责任。这两部小说都完成于元明之际，反映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明代文士阶层在明初二祖统治时期，一直受到君主的压制，这两位君主可以完全控制其手下的文官集团。在明初二祖之后的其他君主（包括他们之间的建文帝），就不可能做到这样了。他们的上台，纯粹是继文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甚至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对于如何统治庞大的帝国难免手足无措，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因此，当明初二祖成为历史之日，也便是明代文官集团开始成长之时。
继永乐而即位的洪熙皇帝，登极不到一年就死了。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黄淮等进秩，并进杨荣为工部尚书，从此入文渊阁者都相继进尚书秩。这样一来，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兼有正二品的尚书衔（后来又进正一品），具备了符合执政大臣的品级。于是，首席大学士即所谓首辅实际上具备丞相的职能，只是没有丞相的名义而已。继洪熙而即位的宣德皇帝二十七岁登极，逾十年而死。这其间内阁人事基本没有变动，只增加了一位杨溥。英宗九岁即位，有人请太皇太后张氏（洪熙后）听政。张氏不答应，一切政事均送内阁，交杨士奇等议决。可见，到继体守成之君的时代，由内阁学士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与此相应，各级文官政府也日益成熟。中央各部门都形成了各自的权力职责和权力范围。一个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很多部门的协作。而首辅和其他内阁成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与各部门的协调关系，也往往会因某个部门的攻击而垮台。这种攻击部门中最有力的为御史台。御史台是明代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其人数多达数百人。明代许多首辅和高级阁员的下台都和他们的攻击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官集团之成为权力源泉，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明太祖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其本意在于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推行之后，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即人才选拔权的仍然是各级文官。皇帝在所有八股考试中亲自主持的为殿试。然而殿试毕竟只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则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本人。在明清科场流行着这样的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连读书都放到最末，则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自然就更无感激之情可言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知识人士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地为文官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一）文官与皇帝
明代文官集团作为权力源泉的成长，主要在明初二祖之后的继体守文之君在位之时。这里也主要讨论文官集团与继体守文之君的矛盾。
关于文官集团在永乐之后政治命运的变化，《菽园杂记》中记载了当时一位旁观者的看法。有位名叫慧暕的老僧，永乐年间曾参修《永乐大典》，后来归老兴福寺，曾对座客发表洪武时期的读书人为“还债者”，永乐死后的读书人为“讨债者”的观点，他说：
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漏。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
读书人由还债者变为讨债者，其根本原因自然并不在于皇帝的圣恩宽大，而在于国家权力已控制于真正操持着国家各级庶政的文官之手，以至于文官们虽然不能干得几许好事，却可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也可以说，文官们的坐大是由于皇帝因不了解国家情况、缺乏行政经验而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实际决策权，只能就文官们作出的决策进行象征性的裁决所致。
文官集团要完成自己作为权力源泉的角色，就必然要彻底地架空皇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而让皇帝成为这样一位圣君的手段，便是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由一些年老德高的大臣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经典。而作为一个成年的皇帝，显然不会满足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便必然要在君臣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宣德时期就已存在了。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拿《大学衍义》在皇帝面前“无得间断”地讲说。结果宣宗大怒，说：“竖儒薄朕未读《大学》。”便将陈祚合家囚系，终其世不赦，致使陈祚的父亲病死在狱中。这一事件常被前人视为明代皇帝“不重正学”的起始标志。其实，仅仅是一个读书讲书的问题不会让皇帝对建议者处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它背后所实际隐藏的是君臣权力的斗争。
从这一事件开始，明代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连续性地爆发，差不多每个皇帝在位时都和臣下有过大规模的争斗，如明武宗出游问题。明武宗在身后被塑造成一个荒淫之主，生前一直与群臣处于对立地位。他于十五岁时即位，改元正德。作为一个少年皇帝，他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十分不满于扮演儒家文化所塑造的那种理想君主形象。相反，他热衷于走出皇宫去尝试自己的各种兴趣和满足个人的欲望。他经常离京巡幸，甚至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名号到处乱逛，据说还干出过掠夺民女的行为。对于武宗的这种做法，群臣自然无法容忍，经常劝阻。当正德十四年，武宗准备南巡时，君臣矛盾爆发。武宗对群臣的劝阻开始时不置可否，我行我素。群臣一再苦劝，甚至跪在宫门外的泥水中挡驾。武宗一怒之下对劝阻者施加“廷杖”，死伤数十人，而南巡也取消。武宗迫于群臣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个人意志，便以廷杖来发泄心中的不快；群臣则对受廷杖早有心理准备，拼着挨打甚至丧命而成功地守卫着自己的职责，是精神上的胜利者。嘉靖年间的“议礼”事件，则是相反的结果，世宗皇帝完全胜利。在此之后，君臣关系进入到一种稳定状态，因为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大奸臣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