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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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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上述观点之后，蒋廷黻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3〕因此他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为题，在《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回应胡适批评的时候，只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世界各国都要“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第二，“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却导致“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因此他认为当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三． 吴、钱“挺”蒋
胡、蒋之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首先在《独立评论》第八十四号发表《建国与专制》一文，力挺蒋廷黻的“武力统一论”。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安徽歙县人。他早年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继续在大学执教，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内乱的过程和规律，认为内乱是由于主张的不同和私欲的膨胀，而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之后，才可以研究“现代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通过武力来完成国家统一，再通过专制来搞现代化建设，并非蒋廷黻所唱的独角戏，而是当时知识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至于这个独裁者究竟是谁，蒋廷黻表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吴景超则说：“这种领袖迟早要出现。”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却又不愿意明说。
对于蒋廷黻和吴景超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八十五号）和《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进行反驳。在前一篇文章中，胡适说他们所说的“武力统一”，其实是“马上得天下”的事业，还谈不上得了天下以后应该实行民主还是应该实行专制。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国民党奉行的“以党治国、党大于国”的现象有一段精彩议论。他说：“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这段议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力统一”与独裁专制的合法性。
不久，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也参与讨论，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一个独裁制度。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他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钱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年第一期，标题是《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的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它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奉劝人们对独裁不必一味地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制度不见得不如民主政治。
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开始以来“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于是他在这一年年底为《东方杂志》所写的元旦征文《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批评了钱氏的观点。遗憾的是，读罢该文我觉得胡适的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涉及到“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否与常燕生已经做过精彩的分析有关。
四． 常燕生助胡
1934年2月4日，《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发表常燕生从山西太原寄去的文章《建国问题平议》。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有心国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可见这场现代化的争论，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的关注。
常燕生（1898—1947）名乃惪（燕生是其字），山西榆次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五四时期就开始办报，并参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有回到山西短暂工作的经历，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客居成都，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并代表青年党出任国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府委员等重要职务，1947年在成都病逝。
在这篇文章中，常燕生针对蒋廷黻、吴景超等人的“武力统一”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武力统一不可能，然后说：“还有与武力统一政策相伴而来的困难，即财政问题和民意问题。凡使用武力统一政策的人，势必尽力扩充军备，向外挑战，这样政策的结果，财政必陷于困难，财政困难之后，必须向人民身上尽量搜刮，结果民意对于这个实力派必发生怨愤，民意虽然无力，然实际向背可以影响到军心，这是历次内战我们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统一之故，对于谋臣猛将不得不加意联络，予以金钱美人及其他种种权利，结果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就因此发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标榜廉洁，则谋臣猛将必因失意而为敌所诱，自身也难免失败。因此武力统一与政治罪恶又有因果的关系，而政治上的罪恶越多，民心也越去，统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辽远。历史上固然有逆取顺守的，然绝对违背民心而能统一者确乎很少。”
在批驳了“武力统一”论之后，常燕生还谈到建设问题。文章说：“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负担不起的。在几千年官僚政治训练之下的中国，妄想以国家的力量来兴作一切，结果每办一事即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机会。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国的伦理观念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一时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义，裁官减政，无为而治，使官僚无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灭。”常燕生的这些观点与胡适主张的“无为政治”完全一致。
接下来，常燕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主张。他说：“我认为中国今日欲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减政、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样的政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说说谈谈，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社会上自然减少许多乱子。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再可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兴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动建设小规模的实业，将大建设的人才和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负担，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数政治领袖的环境来视一般穷苦无告的人民，以为连这一点点小小负担，何至都负担不起，这正如劝饥民食肉糜一样，终是一种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