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作者：智效民
字体： 【大 中 小】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事，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也发表陈之迈、萧公权、宋士英、张佛泉等人的评论，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张佛泉是《独立评论》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后来去了台湾，因此我手头的几本名人辞书都没有他的名字。上网搜索后，看到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中心”的介绍比较详细：“張佛泉，学名葆桓，民国前四年生于河北宝坻县，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者。张教授曾参与创办五零年代台湾最重要的异议刊物《自由中国》月刊，也是东吴大学在台复校的首位政治学系主任（1954—1958）。他的《不可出让的权利》以及《自由与人权》，可以说是中文世界中写作最早，也最有系统地探讨人权思想及观念的书籍，堪称是人权思想与观念研究的巨擘。尤其《自由与人权》早已成为国内研究人权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籍，对国内的人权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具有相当大的贡献。本中心以张教授名讳命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另外，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杨渡于2006年3月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与禁书的故事》，其中谈到他曾以地下方式出过张佛泉被禁的书。可见这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张佛泉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发表于第二三六号《独立评论》。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还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这对于当今推行的村民自治也是很好的提示。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方面表示“现在我很高兴，政治学者张佛泉先生居然也发表一篇和我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一方面又回忆起自己留学的经历。他说，我在政治学方面虽然是个外行，但也学过政治理论。不过，我的这些知识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实施的结论”。紧接着他解释道，我的政治学先生教我们时，正值美国大选，他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看三大政党的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必须参加各政党的竞选演说。此外，同学们还必须搜集各州的“选举舞弊法”，并做出分析比较。胡适强调：“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的这一经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比较翔实的纪录。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把思想付诸行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中国才会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
注释：
〔1〕〔4〕《胡适日记》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427页。
〔2〕〔3〕《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