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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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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领导人，常燕生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领袖，但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君主，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的普通人。这个人不能有消灭异己、独自称霸的野心，应该有消除军阀割据、推动地方自治的能力。文章最后说，真正的国家统一，只能在民权伸张的基础上实现。武力统一的专制的结果，只会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并给地方实力派“挟持民意”、对抗中央的口实。
对于常燕生这篇文章，胡适评价很高。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法与独裁的讨论》中说：“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
随后，《独立评论》第一零三号发表闵仁的《建国与建设》，第一零四号又发表张弘的《专制问题平议》。两篇文章都认为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奉行的“现代化”思路。
五． 争论再起
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联名发表通电，并在答复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苏俄等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权力中枢的政治信号，胡适很感兴趣，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表示欢迎。在第一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一三零号）中，他除了重申自己的主张外，着重指出：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在第二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中，他对通电中提到的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做了具体的补充。
胡适的文章首先招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丁文江的批评。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革命前夕，曾弃学从政，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来又重返学界，1936年赴湖南考察途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丁文江文章的标题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刊登在1934年12月18日的《大公报》上，后来被《独立评论》第一三三号转载。文章提出一个至今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呢？文章说，即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何况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也会落入那些有钱人手里。紧接着，文章对胡适的“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等观点作了批评，并得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的结论。总之，丁文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这是一种与旧式专制不同的“新式”独裁制度，并提出独裁者必需符合他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同年12月30日，《大公报》又发表吴景超的文章——《中国的政制问题》，其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二，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实现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作者认为：从事实上判断，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价值判断上，中国知识界多偏向于民主政治，国民党在理论上也赞成民主政治；从技术上考虑，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完备，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完成。
胡适对吴景超的说法未置可否，对丁文江的观点却非常失望，因此在《独立评论》第一三三号作了回应。他首先承认西方国家那些“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也往往会上当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可能不会上当。因此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相比之下，现代独裁政治就大不一样了。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以后，“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贲张的拥护独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还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铲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文章最后针对丁文江和钱端升所谓新式独裁的说法还强调指出：“中国今日若真是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文章写好后，胡适在一封短信中对丁文江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也来不及了！”〔4〕
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陶孟和以明生为笔名发表《双周闲谈》参与讨论。陶孟和（1887—1960）名履恭，天津人，孟和是其字，以字行。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所长。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主要是介绍了约翰·穆勒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精彩论述。穆勒说，独裁体制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和一批诚实、可靠、能干、无须监督的管理者，但这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假如独裁制度得以实现，老百姓就只能把一切事情交给政府，就好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明一样。于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多余，他们的道德会受到摧残，他们的情操也会迅速萎缩，他们的宗教信仰则会变成最自私最狭隘的自我主义，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了。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会“把智慧与情操都放在个人生活的物质的趣味上，等到物质的需要满足时，就放在个人生活的娱乐与装饰上”。因此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独裁者自己。如果有人不愿意服从独裁统治，那就会构成犯罪。
对于胡适和陶孟和的意见，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为题，在1935年1月20日的《大公报》作了回应（《独立评论》第一三七号予以转载）。丁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示这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选择。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此外，还有张奚若、陈之迈、陶希圣、张忠绂、忧患生等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参与讨论。张忠绂说：“我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现时的中国，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行政效率。”（《独立评论》第一三五号）忧患生认为：“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公式，一个迷人的幻梦。”（同上）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六． 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