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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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自由主义是一个传统，而不是抽象的教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对的或错的，它们各有自己的有力之处和局限。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不能确认这些“主义”的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四十年代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卫星国和中国的国民党，以及后来的麦卡锡主义、拉美的军事独裁者，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这两个方面都曾经以对方作为自己侵害自由权利的借口，这种思想方式至今妨碍我们把它们作为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的方面加以总结。作为理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极为复杂的论题，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取向和派别，以至我们很难在“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总题之下进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人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时候，首先要说明他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或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我觉得现在关于自由主义的严肃探讨不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真研究几乎完全阙如，在这样的条件下似乎很难在理论上确定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有些理论家所发表的宏伟宣言中包含着对于中国历史，包括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的惊人的无知，这不仅是个别学者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些在相关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未能有力地提供反思的基础的结果。但这绝不应该成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者的借口，因为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已经有大量的历史著作对相关问题做了即使不是充分的，也是相当丰富的说明。
理论的分歧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在此没有抹煞这些分歧的意思。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谈论超越左和右，超越这种主义那种主义的分歧，但在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抉择，包括理论立场的选择。问题是，分歧并不简单地存在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因为这些假设的分类内部也必然包含着冲突。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自由主义”或“新左派”阵营，存在的是一些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现实态度。我要强调的是，没有对于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的洞察，包括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洞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其它主义之间的论战就难以获得真正的成果，甚至难以形成真正的讨论，因为那不过是各种拜物教之间的论战。有鉴于此，我在这里暂不对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发表意见，也暂时不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复杂关系。我愿意先退一步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例如市场的原则，他或她就应该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支配下的市场关系，而不是做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坚持个人的权利，并承认这种权利的社会性，他就应该抛弃那种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从而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罗尔斯的著作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品，我们不妨去看一看，虽然我本人并不是罗尔斯主义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几年前有关俄国改革与中国改革模式的讨论。我很愿意中国知识界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重新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地检讨当时的论战。我认为那场讨论的核心不是要不要改革，也不是要不要市场，更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走一条寡头集团与寡头政治的改革道路？我们是否把建立一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看作是改革的目标？我们是否认为政治民主必须以重新制造阶级分化、形成新的社会等级制为前提？“自发私有化”问题是在那场讨论中首先提出的，却最终被各种纷争掩盖了。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封为“某某主义者”来回避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也不可能逃避提出具体的社会构想和措施的任务。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冲破那些“主义”之争造成的迷雾，发现共同的前提和实质的分歧，也有助于发现信仰同一种主义的人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差异，从而帮助我们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而不是依靠“合群的自大”来平衡自己的心态，用诅咒和丑化别人来掩饰理论的脆弱。很久以前，亚力山大·赫尔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并非医生而是疾病。”我觉得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回味。
问：您觉得讨论现代性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讨论现代性的问题的意义包含了许多方面。比如当代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全球化问题，比如消费主义与现代化理论，比如西方中心主义，等等。不过，如果要说更直接的现实意义的话，那么，我觉得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今天对发展主义的检讨变得尤为迫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建议您去找找黄平先生，他对发展问题已经有了多年的思考、调查和研究。不过，我还是愿意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名著《关键词》(Keywords)的“现代”条目的末尾，收录了三个相关的词，就是改善或改进(improve), 进步(progress)和传统(tradition)，暗示了把握现代这个词的重要途径。这就是说，现代是在进步的时间轴线上展现出来的，它也是在与过去的对比中呈现自己的。正是在这里，进步的含义也包含了发展的意思。如果我们再查一查改进(improve)一词的根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十八世纪，这个词是与以获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相重合的。它的相关词是发展(development)、开发(exploitation)、利益(interest)等后来成为经济学概念的词。发展的概念是和效率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特别是直线进化或进步的理念中产生出来的。这些词为“现代化”概念提供了基础。我们知道，发展主义在战后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它把当代世界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时间的轴线上暗示前者是后者的明天，从而掩盖了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如帕森斯的理论受到斯宾塞主义的强烈影响。斯宾塞的社会理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标本。现代化理论中迄今留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印记，只是在理论形式上有了不少改进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谁不要发展呢？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发展，个人要发展，经济当然更要发展。发展有其正当性。对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否定发展，而是要求发展的正当性，批评发展主义的垄断性、强制性、短视性和不平等性。因此，我们要追问：第一，当一个社会把发展当作压倒一切的目标时，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是否被压抑了？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三，一个社会成员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其它社会成员的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第四，一时的发展与长远的发展的关系怎样？
我们不妨先谈第一个问题。当代世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其政治形式的竞争时代，为了求得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以求得发展为第一要务。晚清以来的“富国强兵”运动就是例证。换句话说，以富国强兵为标志的现代化运动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形式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但是，在别的时期呢，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发展”的任务不是均衡的，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发展，不是为了人的生活而发展。说得轻一点，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个人来说，发展都有可能成为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唯一目标，成为社会的唯一的凝聚力之所在。我的一位朋友说，现在中国的潮流是“要发展不要生存”。说得重一点，统治者总是用发展作为借口，或者说总是用妨碍发展为借口，拒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要求，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印度尼西亚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若干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