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死刑的立论
作者：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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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首、绞刑、断头台等等，后来也用于女犯了，然而到底有一种莫名的顾忌。斩决女犯时，执行吏往往变得胆小怯场。据说十七世纪在纽伦堡，有过眼见女死囚的病弱 ，执行吏不忍下手的例子；也有过面对女死囚的美丽，执行吏心慌，从而连斩数次难以了结的例子。到了十九世纪，俄国民意党人妃格念尔参与行刺沙皇失败，被缚并判处绞刑，刑前竟为侥幸捡回性命的沙皇所赦免，改为终身监禁，理由是俄罗斯人不习惯看见绞死一名妇女。
当然，看客无论在哪里总是有的，所以也必有因“民愤极大”而处决女犯的时候。只是从史书上看，有些例子很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比如1587年在英国斩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传记作家的记述是这样的：
刑场设在城堡的大厅里。约三百人在周围观看。两个刑吏架着女王，她不失风度地登上刑台。她拒绝了新教牧师要她改宗的劝说，进行了天主教的祈祷。两个执行吏走上前来，极为尊敬地向她问候并乞求她的原谅，说自己执行任务迫不得已。女王答道她也想从此解脱苦恼，内心原谅了他们。两位侍女脱去女王的上衣后，里面露出殉教者常穿的深红色典礼服。女王自己准备的眼罩用白色面料做成，上面施以金线刺绣。她跪在厚板前，用拉丁文高声祈祷。祈祷完毕，她摸索着靠近厚板把头伸进，接着说道：“我灵托于我主。”
还有1793年的例子。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气味至今被人诟病，常设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日日血迹不干，据说处刑台下血多得已不往下渗，而在表面凝固成痂。看惯了杀人的法国民众毕竟还有“不习惯”的东西，当处决刺杀马拉的女子夏洛特·科黛的时候，一个泄愤的看客提起她滚落的头颅打她的脸，这种侮辱死者的举动当场激起旁的观众的公愤。而对另一位女性的处决，史家的记述是这样的：
……王后被判死刑。……10时，向刑场出发。她像普通的女囚那样坐着普通的囚车，而未被允许坐她丈夫赴刑时乘坐的有棚马车。她勇敢地承受了这种屈辱。马车旁边是愤怒的群众。她差点儿受到攻击，但仍泰然处之，面不改色。途中，她向一幢房子望去，那里有一个不赞成革命仍忠于教会的神父。她用事先约好的暗号确认是那个神父后便开始做祈祷。神父从远处向她传授在非常紧急事态出现时的祈祷仪式。在登处刑台的阶梯时，她的步履坚定。被固定在厚板上后，她喊道：“孩子们，要保重。我要去找你们的父亲了。”随后刀片落下。
对我们这些从小就受到“专政的威慑力量”教育的人来说，上述那些遥远的死刑都是不可思议的，它们竟然允许死囚像一个人那样死去，允许死囚保持其最后的尊严。即使被我们认为最黑暗凶残的宗教裁判所，也不曾预先割断异教徒的喉管，以禁绝他在最后时刻呼喊异端信仰的权利。这跟我们所眼见的死刑有极大的不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侮辱死囚的表演，都是戏台上面的事情：踢其腿窝使其仆倒跪地，强按低头，扯头发，挂黑牌，背长签，铁丝横过面颊拧实勒住其口，还有电喇叭引领下的民愤……都是戏台上面的事情。已为我们所习惯，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了。还有更多被幕布掩盖着的事情，是看客所不知道的。即使时间的潮水退去很久，它们也为淤泥所覆盖，仅有极少的痕迹在不经意中暴露出来，让我们觉得惊恐：
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因思想罪于1968年被枪杀，这是秘密的枪杀，没有一个亲人知道她死亡的确切消息，更没有人会追问死囚的权利。警察找到她的母亲时，是无需对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做任何说明的，这位国家机器的代表，只为了再次表明强大的国家机器与低贱的个人生命的关系，这是一种碾轧与被碾轧的关系。警察的话极其简单明了：林昭家属吗?交五分钱子弹费。
而另一位同样犯了思想罪的女性李九莲，1977年12月在江西赣州被枪杀的时候，就是先经过万人公判大会的侮辱，这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加之群众，对一名失去反抗能力的个人的侮辱：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镣，黑牌，针药麻醉之外，还将竹筒塞入她口中，使她不可能呼喊。在如此非人的公判和游街示众之后，她被押到刑场。临刑的最后一瞬，她唯一可能用以保持个人尊严的是——拒绝下跪，但行刑者射弹击腿。专政机器对剥夺个人尊严的一套太娴熟了，布置太周密了，它所要告诉人们的，并非如何为个人的行为负责任，而是要人们明白，任何个人在那强大的机器之下，都不过是蝼蚁而已。李九莲死后曝尸荒野，作为一位女性，她所受的侮辱还没有完，她还要受到看客的侮辱，她最终被看客之一割去了乳房和阴部。这倒是我们这方水土的特色，这里自古以来没有什么不习惯处死妇女的传统，倒总是要变一些残忍的花样，使杀死一名妇女的过程变得更“好看”，更“刺激”。我们习惯了对人的侮辱，更习惯了对妇女的侮辱。
还有一位女死囚名钟海源，她的罪行是为李九莲呼吁平反，因之为“现行反革命罪”。她被枪杀于1978年4月，确切地说，还不能使用“枪杀”这个曾经给予死刑以人道主义色彩的字眼，她的死惨厉得多。她没有亲人，父母早逝，丈夫在她被捕之时就断然起诉离婚。专政机器对于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人，就更可以任意处置了。对她执行的枪决是象征性的，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活着的肾脏，这无需她自愿，也无需她知情，她对自己的一切都没有处置的权利，她属于国家。刑场上有一辆白色救护车，车身上必然会有红色的十字这种人道主义的标志，枪声一响，“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
如何断定她究竟是死在枪响时分，还是死在车内的简易手术台上?总之她确是死了。当幕后的惨剧完成以后，她被人从车里丢出来，像丢一条草袋子，然后重新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仿佛刚刚执行过枪决的样子，供司法部门拍照，以完成最后一道戏台上的程序。作家胡平对戏台下面的记叙是这样的：“她的肾脏被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F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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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死刑的文化史，进入近代以后，基本上是在讨论让死刑更为人道一些了。
法国大革命有两样举世闻名的产物，一为《人权宣言》，一为断头台。前者为人称颂，后者为人痛诋，而实际上，它们都来源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名字与断头台相连的吉约坦先生，在大革命的沸热时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议案，要求以后处刑的唯一方式应是废除拷打的斩首，不管犯人的身份和罪行性质的区别。在有着形形色色残虐地折磨死囚的行刑方式的背景之下，吉约坦的提案是革命性的，他以为，如果非有死刑不可，就应该让死囚死得迅速，没有痛苦。对于自己的名字因此而化为断头台的代称，这位博士是引以自豪的，因为是他寻求了死亡的平等，代表了人道的进步思想。
死刑的人道化和死亡的平等，都是人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人权宣言》的苗床之上，废除死刑的声音同时也开始生长。革命与反革命恐怖时期的血流成河，是妇孺皆知，即时可以看见的。但是，诸如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之类的种子只有经由漫长的历史才能蔚然成林，成为人的血液与生俱来的成分。这时才会有少数几位土壤学家，去研究革命曾经如何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自此以后，对于死刑的人道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并非由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革命使人们意识到了人的权利，即使是死囚，也仍然应具有像一个人那样保持尊严地死去的权利。国家是否有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有权让人——即使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最后一瞬的知觉中带着非人的恐怖而死去?这只能是《人权宣言》导引出来的问题，不能想象帝王的忠实奴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不断寻找“最适宜”的，最少痛苦的处刑方法。在人权理念生了根的土地上，人们认为，死囚要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忍受一分钟的恐惧和痛苦，也是残忍的，这一分钟等于无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