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死刑的立论
作者：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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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刑的废除与否的问题，自意大利的启蒙主义者发难，于今也讨论了二三百年了。启蒙主义者们的立论是社会契约说，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首先要建筑在理性亦即公正的基础上，个人委以国家的权力应尽可能少，国家没有权力处死它的公民。争论的起落期间，死刑在一些国家或被废除，或被恢复，或虽不废除却也不执行，更有法西斯的大屠杀令人瞠目地发生。说这些都是因争论而导致的，自然不确，语言和文字没有如此效力。然而社会文明的进程，毕竟也与知识者的介入有关。
中国距离西方甚远，太短暂的启蒙运动，也还顾不上这类问题，或者说启蒙者们也不以为这会构成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何况社会现实离这样古老的公正理想还远得很，偶有那么一小片“青天”，就令小民感激涕零了。至于“社会契约”之类，就更陌生得无由提起。中国的知识者并不讨论死刑的废除与否，自然也说不上立论或所持态度。而我对此同样没有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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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社会对我们进行的“死刑教育”开始得很早，那是一种威慑性的教育，与为某种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献身性教育是并行的。这构成一种对待个人生命的基本态度，跟别一世界的笃信生命权，以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伦理信仰，是很两样的。
那些年月不时有盛大的审判大会，通常在城中最大的体育场举行，像如今最盛大的运动会开幕一样，只是戒备尤为森严。
观众们早早列队入场，在看台上一层一层排列着，象征忠诚的旗帜和威慑性的标语从看台上瀑布一样泻下来，有一种铺天盖地之势。接着草坪上也依次堆满了观众。在巨大的电喇叭的引领下，满场是愤怒的、嗜血的口号声。观众通常是集体组织出动，那时的学校、工厂、机关、乃至商店，都按军队的建制编为营连排班，于是就整营整连地出动，谓之为“政治教育”，这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犹疑或躲避是要冒风险的。
犯人的出场总是极具戏剧效果，它导致万头攒动，人海中一片莫名的亢奋，像鱼饵撒入鱼塘，水面上顿时鳞光翻沸。
犯人们的双手反剪，也有用铐的，更多却用的是五花大绑，可能这种古老的绑法更能满足看客的趣味，胸前一律挂着黑牌，各书明“贪污犯×××”“诈骗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如果是死囚，再于脖颈之处插上亡命长签，像旧戏里皇权威仪之下的牺牲。押解他们的，或是武装警察，这代表国家机器；或是武装民兵，这代表群众专政。每一囚徒的出场程序，都是被押解者猛推一把，呈踉跄状，紧接着押解者一左一右反扭囚徒已被捆绑的手，并按压下他的头，使他在整个宣判中始终呈一个深度弯曲的弓形。
宣判词是冗长的，宣判到谁的时候，押解者就把谁推出队列，一人按其肩颈作屈曲状，一人扯其头发使其抬起脸来，以向观众做一展览。这种配合使囚徒整个躯体和神情变得非常怪异，畸形，所以我们所见的囚徒，无论是什么罪名，竟没有一个似人形的。
这与献身性的教育所展示给我们的死是完全不同的死刑。在献身性的教育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从容赴死，抻平蓝布旗袍，穿好红色外套，连围巾也是雪白平整的，昂首挺胸的，具有人的尊严的，而且能在临终最后一刻高声呼喊自己的信仰；刑场上的婚礼当然更富有诗意；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牛虻，临刑前他可以要求不捆绑他，不蒙住他的眼睛，他可以保持尊严而微笑，并对发抖的行刑者说：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
我们不讨论死刑的废除与否，也不讨论死囚(即使他真的罪恶滔天)是否还应该有人的尊严，他们是否有权利像一个人那样死去，以死为自己的罪恶承担责任，而不必承受非人的侮辱。不讨论自然有不讨论的理由，因为有绝对多的冠冕可以覆盖个体生命，因为人道主义这种东西从来被划在罪恶的资产阶级一边。
宣判以后是游街示众，市民的节日开始了。那时有一个定理十分流行：“人民大众的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的难受之时。”将这句话的前后位置调换一下，定理同样是通的。市民们像过节一样去围观行刑。他们聚集在路旁，等待庞大的行刑车队穿过城市，等着观赏不成人形的囚徒，观赏全副武装以显示威慑力的军警。没有人组织他们，因之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阶级义愤”，他们仅仅是观赏。生活过分的贫乏，精神的气候过分干燥和紧张，他们需要一个节日用以宣泄，无论这个节日是战争、足球、流行歌，还是杀人。在行刑车队的后面，每每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青壮年骑着自行车在拼命追赶，以求及时赶到郊外的杀场，赶上戏剧的高潮。
最原始的死刑处刑原则是共同社会的全体参与，它代表一种人民审判，其典型的例子是石砸，每个人都必须向死囚扔出自己的石块。大家一起执行的心理依据，一是共同分担杀人的罪责感，二是需要一种在共同原则掩盖下的宣泄。行刑的方式随着文明的进程在变，但共同原则的变化微乎其微。法国大革命时发明了断头台，使处刑过程变得简单短促，减少了惨不忍睹的场面，围观的群众就感到大为失望，认为不如从前的处刑方法好看，使他们失去了津津乐道的谈资。而我们的同胞阿Q，也曾经眉飞色舞地大谈“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等到阿Q自己被杀的时候，群众舆论却颇为不满了，共同以为枪毙并无杀头好看。大众是需要节日的。所以当德国皇帝下令发动战争，从而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青年军官如此概括全国人民的感情：“战争就像圣诞节一样。”而这个节日的残忍，很快就能加诸于每一个人。
只是这时的看客比阿Q时代的看客更少了一些趣味——那些死囚，竟没有一个会张口呼喊一声，哪怕就是一声绝望的叹息。竟然没有一个例外，这是我们所奇怪的。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名死囚的颊上横勒过两道细铁丝，像是勒住口中的什么，我才明白内中还有秘密。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铁丝之外更有谁也看不见的手段：割断喉管，如施之于张志新；针药麻醉，再加口中塞入竹筒，如施之于李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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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源于活人祭祀，牺牲者多为战俘，奴隶部族内的童男童女，标准是年轻貌美，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这样残忍的仪式，还有一种唯美的欲求。到其演变为纯然的惩戒行为时，这种唯美的欲求似还残存着，自然其残忍更是有增无已。
自废除了活人祭祀，西方的学者有证据说：女死囚总少于男死囚。我想这除了女性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远逊于男性，也还有敬畏母性也即敬畏生命的自然情感在，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情感支点。
中世纪及以前，处死女犯的刑法是溺死与活埋，虽说残酷，但总不及绞刑、斩首，或四马分尸“好看”。中土上似乎也是。早年从电影银幕上看到一位新女性，被族人捆绑在一架竹梯上施以沉塘。示众的戏也还是唱的，但那位新女性是直着被捆绑，就像是直立着一样，丝毫不必屈曲，齐耳剪发，一袭白旗袍，颇为端庄。自然这是被浪漫主义修饰过了，未必完全可信。惟独可信的是这已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倒让我们在本土真切地体验了中世纪。
适用于女犯的还有火刑，这是一种特殊的女犯，即所谓女巫。火的摧毁力是最彻底的，它能像魔法一样使一切化为乌有，使一切仿佛不曾存在过，所以它适用于女巫和异端者，而女巫实际上也就是异端者。
最著名的女巫是贞德，她处刑的日子是1431年。当时火刑的执行方法是：将死囚锁在火刑柱上，周围堆上柴薪，柴薪越堆越高，以致围观者看不见死囚，然后点火。刑前贞德做了很长的祈祷，她抱吻十字架，她说她要像一个好基督徒那样死去。当巨大的柴堆上火焰恣肆的时候，她的忏悔神父还为她高举着长竿顶上的十字架，人们听到她一直呼喊她的信仰——上帝和天堂。按米什莱的说法，“一万人都哭泣了”，这些原是到行刑的广场上过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