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的兄弟，死在路上
作者：刘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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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知道，这时昶怡也不行了，得的是脑癌中最厉害的“胶质瘤”。一年零两天之后，他也永离了人间。
四十九岁。《龙案》未出(此书手稿内容远比昶怡信中所述更复杂、残忍得不可思议，也更为真实、深刻、发人深省)。写改革后辞职离厂的某职员发财后，如何报复整人的原厂党委书记的中篇《杀黑》，没有写完；写体制内中层干部如何耍尽阴谋往上爬，又如何人性未泯，终能忏悔的中篇《古塬雾》，寄出后至今下落不明；写秦岭山区某家族解放前后变迁的《老熊掌》，只余提纲和部分资料；还有已经搜集了宝鸡周围近十个县的县志等资料，雄心勃勃要展示炎帝子孙几十代风云的长篇《后裔》，……等等，皆壮志未酬，“空使英雄泪满襟”了!
这只是“面上”的东西。他曾信心百倍地对她说：他觉得该大干一场了!他抑制不住瓜熟蒂落的直觉，和她谈构思，谈步骤，滔滔不绝，激动不已。经历了这些年跌宕的命运，又执着地悟了那么久，下了那么多功夫，生命的体验，艺术的摸索、把握，意志、性格的锤炼，对历史、社会的洞彻，情感的深厚及成熟——四十九岁，多好的年纪，死神兀地掠走的是一座怎样的丰富矿藏!
钱理群在《思想寻踪》里，对六八年“民间思想村落”转化后，至今仍挣扎在乡土的“精神困守者”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由衷赞叹：他们无声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积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痛苦与失望，庸俗与琐细时，所表达出的沉着与平静，是怎样一种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然而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多少鲜为人知的“困守者”，一个一个，已经寂寂死在了路上!
大散关的阴天，也就亮到这个成色了。
洗完冷水脸，我把平生也许再也不会见到的珍贵而特殊的一封信，从那摞日记、书信里挑出来，又辨认了一遍。那是昶怡多次手术之后，由于脑瘤压迫视神经，在完全失明的黑暗中写给她的。字有大有小，笔划很不正常，许多字写得撞胳膊碰腿，像小学生的字体；字距有的很空，有的又挤在一起，行数上下无序，东几字，西几字，满纸磕磕绊绊，弯弯曲曲……这是杜鹃啼血的悲壮，仿佛喘不过气来的抗争!我想保存这份纪念。我请求她为我辨认，并复印下这封信：
命运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信中多处标点不清，格式混乱，我做了梳理，但文字未动。下面括号内的字是她与我一起补充的——刘注)当知青时这歌唱了许多年，但未进入境界，现在体会到了。歌是歌，人是人的真实。
□□。现在你停止哭泣，张大嘴口呼吸五十下，我不愿意想象你哭的样子。我是在黑暗中，靠小弟的帮助才给你写下这封信的。不仅为爱，也为了给我在人生中留下这唯一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机会的。此刻我眼前一片黑，但内心却充满光亮，我还确信，光亮将来一定会属于我。
我的病如旧，但左手已基本恢复正常，相信以后会愈来愈好。
但我内心常有阴云飘过，一万次想到死，想到我的追悼会，想到最后一刻再见到你。我知道我很脆弱，从得病开始。尽力克服吧。我已给牛(牛志强)打了电话，没问题了。至于这书(指《龙案》)，我已苦思了半个月，决不会有什么白劳动，将来我再把想法告诉你，相信我好了。你说你写了两万字日记，我很高兴。只想说一句：日记不光记现实，最好把你几十年所认识的男女一一写进去，这样才会有价值。我为此想了许久，我想你记上几百个人物，每人只记一百字也可以。闲了多读些书吧，多思考些吧，社会终将需要这些。挣钱，要付出心力，是件大好事，但万万不可亏了自己，相信你会处理好的……春天的故事(指他们之间的情感)总是(要)抒写下的，不仅为我们，也会(为)更多的人，为着明天，春天的日子……也不要想得太多，自自然然，平平静静，慢慢地走进境界。这不仅是行为方式，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慢慢体味吧。
好了，不写了，看，你又哭了。停止哭，张大口，大口呼吸五十下，这是儿子常命令我的。
□：(本文中空框皆为不得已而隐去的文字——刘注)在黑暗中摸索着写信，又是你我这种地步，太有意思了。以后大概没机会了，多亏了小弟，他是唯一知道我们故事的人。但愿我们春天的故事能为万千读者所真心热爱。
注意休息，坚持锻炼，多思美感，(少)算计现实。
再见。
天地间唯一属于你的那只理性、狡黠的炸(榨)油厂小老鼠
昶怡
1996.6.13
(信尾画有一只生动的素描老鼠。李昶怡属鼠，曾长年在当地榨油厂当工人——刘注)
1996年10月，我重回《山东文学》谋生，为了约稿，给昶怡去过一封信。
回信是她写的。很陌生，很详细。从1996年6月昶怡开始呕吐，骑自行车不由自主地往一边倒，到确诊，做开颅手术，11月失明，12月第二次开颅手术，接着第三次手术，放疗、化疗……因为我在信中谈到佩芝大姐的去世，而他一直被瞒着，我的信她没有读给他听，而是将他前一段病中口述的《娘哭》寄给了我。她说三次手术用的麻药太多，昶怡的思维已经不连贯了，他的艺术风格又不是任何人可以模仿的，她只能整理成这样，让我再好好修改一下——我几乎没有动，我想在世间保存一份真实的生命记录(它发表于《山东文学》1997年1期)。《娘哭》的分量太重了。它是我这一代人的《背影》。只有昶怡这样刚韧又细心的汉子，才能体悟到娘哭是“渗哭”，是血哭，是他十几岁插队时，凄楚中孤单一人，浸在异乡的河里所触到的细水从沙中一点一点渗出的永恒与纯粹。他在重病的日日夜夜，格外思念去世的母亲，她温厚无私，爱着孩子更理解孩子。一场又一场政治厄运，对一个旧时文化气息很浓的多口之家(她和丈夫有六七个孩子)的摧残无以复加，在几十年生离死别的艰难命运里，她每一次忍住声息的流泪，都渗入儿子的性格和信念里了。也只有像他这样爱文学爱到骨髓里的人，才能在头上安着一个泵，用一根管子通过皮下抽取积水的痛苦里，口诉如此珍贵而沉重的绝笔之文……这一次我意识到了，虽然她在信中并没有说及他们的感情，但我明白，如果不是很深的知己，昶怡不会唯一向她谈到遥远的我；如果不是痛苦得无处诉说，她也不会给陌生的我写那么长的信——我们早已不指望任何理解，而昶怡幸运地有着她十三年至死不渝的情义，多少是他的一点慰藉。
昶怡安葬数月之后，她的心境平缓一些了，写来一封更长的信，深深怀念昶怡，也坦述了许多的真实。我回信说，等我的病稍有转机，能出走了，我争取在昶怡年祭之前去他的墓地，和他好好说说话——我拿着信郑重地走向邮局，我知道，这是1969年在桃花岭凄寒的秋雨荒草中，我向战死的朋友许下一生的诺言，从此掉头离开故乡之后，又一次最重的许诺。
“我是一定要和您见面的，想和您说话”。
昶怡，你死在路上。我的兄弟……不是逝世，不是牺牲，是死。昶怡，几千里我只想着这个词。我们只能用“死”。它使我好受。别的词，绝不是我们。“死”。贴切，普通，朴素。大道孤影，无人知晓——这是命定的壮烈。我们死了。没有“仪式”，没有与任何人相同的难堪“色彩”。我们的死也是我们的。至死，赴死，死而无悔。我们终将死去。我们因为是我们而干净、平静。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
站在墓前，燃着袅袅的焚香，我默默说。我的兄弟在地下流泪，静静望着我。
我们永在相视。纸灭烟尽。那个坚毅、奔劳的健壮汉子，眼里有我心明的一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