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的兄弟，死在路上
作者：刘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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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西出潼关，为的是莽莽秦岭一隅孤坟。我的素未谋面的兄弟李昶怡，我来晚了!
车厢被甩在站外的弯道。斜雨不歇，灯光蒙蒙。地上沾着煤烟的荒草灌木，离站台的世界仿佛很远。似乎是雨送来的直觉，我断定是她。下车的人踏响路石向嘈杂跑去，她孤零零地撑着伞，踩着泥泞，一个人向车尾寻找。一个人。这是力量。十三年(又是十三年)，昶怡一次次出行，一次次归来，她是不是也能这样给他慰藉，在这样的小地方，在风气古老中，我这一代人的婚姻早已一言难尽的时候?他病重的时候，她又能有多少自由守候在他身旁?珍贵的感情是罕见的“异质”，世俗心态复杂，压力无处不生，她或许只能守在心里，独望秦岭，将窗前默默数着的思念，以后加倍燃烧在他们难得的相处时辰……走过脏乱、拥挤的站前老街，偏僻之地大同小异：店铺简陋无序，五花八门；煤烟、汤气、呛味、腐味，随意蒸腾；地上污水斑亮，人来人往，口音混杂；接二连三的揽客殷勤令人招架不迭，猛不丁车灯一亮，肆无忌惮的泥水溅了一身……习以为常的熟悉里，“铁马秋风大散关”下的西秦宝鸡，陌生得没有一点诗意。
陌生的还有阁屋、女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该做什么，等她利索地换好洗净的被褥，留下一摞她的、昶怡的日记、书信，匆匆离去，夜籁才骤然深邃下来。窗外淅淅沥沥。雨夜。半生挑灯驿站的雨夜。一字字读下去，一段段倾听倾谈，忘了手执的是遗物，忘了未亡人曾恸绝人寰。掩卷天明，独行数千里的疲惫，又将胸痛加重了。
吃完药，等她。远处的秦岭雾霭沉沉。
上苍也相知。雨竟悄然去了。
李昶怡是散文作家李佩芝的弟弟。他们是姐弟，也是文学的知己。记得佩芝大姐第一次“冒昧”来信，是因为我发表在《清明》上的散文《不止一个四季》又一次触动了她。后来就在信中说到昶怡，说两个男人的精神“相似”是她的慰藉。不久，昶怡的信也来了，很长，很苦，活得不如意，全然没有姐姐那么“想得开”。我被他的信任深深感动了。我知道这样的倾诉在我这一代人，即使是要命的知己，也是七十年代的事了，如今已经很难启口，尤其是对仅仅读过作品、且比他小几岁的我，对连他的姐姐也未谋面的一个陌生人。我们通信很少，六年下来，也不足十封。但昶怡比我认真，纯粹，他的信都是夜深人静时写的，厚厚的，是从深处渗出的真正倾诉。我能感到他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这些话在他的日子里也许自己对自己说了很久，时时涌流着，像江河一样，但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杂质的浪头了。我们不相似的地方也是迥然的：经历过那些岁月，我的性格已经抗争得冷峻了，过程没有了，生活被截然分成我的、别人的，现实的一些事不经意就迈过去了。昶怡的热肠则仿佛还在当年的激情中，向生活呼唤着希望的关怀和泪水，理想与现实是搅在一起度过的。我由此而知，真正爱着文学的人，哪怕是一条壮如长工的汉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没有白天的“成熟”和“自闭”的。
我由此也知道还有人和我一样，发表的东西仅是生命的一个指头，更重要、更良知的骨血正在夜复一夜的苦思和写作中走向将来；在波澜不惊的市井生活里，在被腰斩的知青文学截面，有人也在关注和思索着比知青岁月更复杂、更难忘的前身——红卫兵运动(我们曾为一些很有希望很有才华的年轻思想者，由于根本不了解红卫兵运动，被权力捂住的历史信息所蒙蔽，想当然地也视当年的青年学生为替罪羊，为罪恶符号而深感没有尽到幸存者的责任)；我们谈过文学无“初级阶段”可言，自觉不自觉的体制心态比政治、政策更伤害文学；谈过在专制的传统里，没有压力就没有思想，当年极有天赋、极敏感、极想进取的天才老子，其哲学既是创造的也是被逼的，既是幸运，也是莫大的悲哀，由此可见极权的残酷与源远流长；我们从我们的经历回照过去，断定善于遗忘、善于“知足”，由于生命的短暂而无奈于脚下王土的古人，他们留下的史籍是可疑的，至少是片面的，没有民间自由思考参与的权力文化反过来作用于民间，其毒害可想而知；我们认为如同当年救亡压倒了启蒙，改革开放的现实性同样阻断了对“文革”真正的深入思考(还不包括权力的禁忌)，为什么会这样?它和人性、东方传统是什么关系?二战后的德国同样需要经济建设，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此“压倒”和“阻断”的“错过”又埋下了怎样的未来隐患?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所受的教育浪漫而神圣，却唯独没有最根本最重要的天赋人权、自由和尊严；我们还是理性的侏儒，往往只见道德的树木不见道义的森林……我也曾在昶怡欲说还休的字里行间，隐隐感到男女之情在他的心里流着美好和忧伤，但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谈及这个除当事人以外任何人都无权涉足的话题，尤其在这样的朋友之间。我也许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但在做着自己的事的“过客”生涯中，倾诉与慰藉，早已像旱天滴水一般散失了。我不置可否，写自己的信，谈论想谈的“大事”。然而昶怡理解这一切，他的信一如既往，邀请我去那片陌生、贫穷的西秦之地小住，说那里有我走近就能感悟的苦难和滚热；他说和姐姐约好了哪年秋天一起到山东，“无论如何，也应该见面相叙。”我知道这话并不是准信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时想时忘，连他最后的来信是否回复都记不清了。来日方长。谁能料到倏然间，所有的信就成了“遗书”呢?
烨园：这一年多，只干了一件事，即和友人合写了一部纪实文学《龙案》(40万字)，即1985年发生于陕西商县的一个颇有文化的农民在三年里残杀48人的全国最大凶杀案。为此，我们三进商州，走遍商洛七县，吃尽苦头，受尽磨难，调查上千人，查阅几百万字的资料，终于将各种情况搞清。当然，我对此案的过程的震惊远不如对围绕此案而发生的许多新闻震惊。在翻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及地方志书后，我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如三年自然灾害人相食的惨剧，全国首例县委书记引咎开枪自杀事件，震惊全国的卖血村，文革冤杀数百人的惨剧……而这些正是使我认清脚下这块土地何以产生此案的根本。书写完后，我知道肯定极难出(陕西更不可能出)，而且会惹麻烦，但我总觉终于用笔表达了我极想表达的一种感觉与思考。幸亏北京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君，对此书极感兴趣，他正在努力，想早点出书，他也想把这一历史的真相及背后的许多东西告诉善良的人们。但我隐隐担忧也许书出不来。但我不会停笔，我还想写一部一个穷县的文革纪实。
烨园：94年对我来讲是不幸的，一次车祸差点没送了命，95年的不幸更使我震惊。姐姐佩芝于正月初八动手术时发现是癌晚期扩散，现手术已做，正在化疗，我在西安守了近一个月，她自己也已知道，她情绪及现状还可以，在此期间我替她编了一部散文集(陕西第一次给她出书)，取名为《生命》。病床上，她还不时地说起您和您的文章，她说您是一个绝对独特的人。
烨园，知道您很忙，但我还是禁不住突然间罗罗嗦嗦给您写这封这么长的信。您别见怪，我是把您看做最值得相信和诉说的朋友!我不管您怎样看我。我是一定要和您见面的，想和您说话……
昶怡
1995.3.29
今天重读此信，我隐隐感到自己可能无意中走入了他们既是极为亲密的姐弟又是文学知己的感情之中。佩芝大姐的“绝对独特”之言，是否向昶怡暗示着她去世之后，他还有一个可以像信赖姐姐一样信赖的朋友?而昶怡在不久于世的姐姐的病床前，也许已经意识到并不由自主地做着了。然而我却忽略了——我这一生，感情的事总是事后才触到深处。是因为早已确定了方向，难以遗忘历史的悲苦，一边咀嚼一边朝前赶路么?我去了信，为佩芝大姐的病担忧、焦虑，潜意识中认为男人本该坚强，所以想不起昶怡也需要一些关心，说及他的很少。我打算去西安探望他们，大姐执意不肯，她明说不愿我看到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她，更愿意被记住的是我曾在济南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随团路过的热情、典雅的“中年大学生”。我又沉入写了十几年的书中去了。六月间，她突然第一次打来电话，说治疗效果不错，正在家养病，还在写文章，我又惊又喜，却没有思想准备，不知该说什么。第二年夏天，又是不能写作的炎热，我又索性热个彻底地出远门了。漫长的途中，也许正在哪一个渡口的烈日下，独自等着摆渡的木船吧——这时，在遥远的西安，佩芝大姐去世了。而我要到十几天后，疲惫不堪地回到住地，才能从最不希望看到的唁电里知道这个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