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环球笔记（八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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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认为：民主有时也会压迫少数民族或某些个人。民主并不需要多元化，民主可以是一元化的，在这种民主中，多数民族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其行为有多么残忍、不公正或非理性。民主也是不讲宽容的。而我信仰的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化民主，这种民主要求人们进行协商与妥协。它承认不同团体与个人的主张与权益，除了遇到特别的危机情况，这些团体与个人将不能抵制民主的决定。一些专制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有时候比一些极端的民主国家有更多的自由。
(刘旭)
妮娜·贝蓓洛娃旋风
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正浸淫在超写实、后现代、新小说等现代派浪潮之中时，欧美文坛却似乎已从现代派的噩梦中醒来，大发思古之幽情，很挖掘出了几个实力派的写实主义作家。这里谈到的妮娜·贝蓓洛娃(Nina.Berberrova)要算上一个。她生于1901年，1993年去世。可是她被冷藏的历史长达六十多年。
贝蓓洛娃的情况与纳博科夫有些相似，她是俄裔美国人，十月革命后先是流亡欧洲。二次大战前夕再次流亡到美国。在美国，她先后在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俄国文学。不同的情况是，纳博科夫出生贵族世家，从小精通英文法文。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很快改用英文写作。令他名声大噪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贝蓓洛娃则出身平民，虽在流亡中很快通晓法文和英文，并能用这两种语言谋生，但俄语始终是她的母语，她的所有作品都用俄文写成。不过，可堪玩味的是：1985年令她声名鹊起的小说《伴奏者》却是译成法文，由法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此后，她所有的作品都由这家名为Actes Sud的法国出版社译成法文出版。换句话说，她的作品是在法国先红起来，然后再译成英文红回英语世界，最后红回她的祖国俄国。
从1985年到去世的八年间，贝蓓洛娃一共出版了二十本作品，其中有十部小说。这十部小说讲的其实都是一个故事：流亡和移民的故事。所以评论家把她称为“流亡小百姓的代言人”。其实并不这么简单。这些流亡者的故事，使我们看到的是千百年来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是人类共同的呻吟和呼唤：爱的企盼，恶的诱惑，对荒诞命运的无奈，而面对这种荒诞命运人如何丧失和保持自己的尊严。
看贝蓓洛娃的书很容易。当我们的消化器官已被詹姆斯·乔伊斯和卡尔维诺之辈烹制的西式大餐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时候，贝蓓洛娃那种平易流畅的讲故事口气更来得格外亲切。令人惊异的是：身受流亡和贫穷的种种磨难，大半辈子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在她的作品中居然看不到一点火气，即使是暴猝，自杀，疯狂，都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口气讲述。听上去好像一位仁慈睿智的老祖母在回忆往事，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呼天抢地，就连一惊一乍也没有。悲哀和伤痛已沉淀，留下来的都是经过长久煎熬而成的精华。
(王璞)
市民社会的反思
在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中，近年来声誉日隆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吁求市民社会》一文中探讨了所谓“市民社会”的形成。
泰勒认为：视社会为一个“经济体系”，就为社会拥有政治以外的身份这一观念，带来了新的转折和新的力量。而认为“经济由其自身法则支配”，经济具有自主性的观念，从此使社会在政治之外另有身份，并且这身份逐步使社会远离政治。这一看法，后来成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即把自我调节的、进取的经济，视为不受政治支配的社会中的主要活动。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自主的、有自己“意见”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发展出来了，这就是哈贝玛斯称之为“公共意见”的东西，即私人聚集起来，通过理性意见(如资本主义社会里早期的沙龙、咖啡厅，后来是报纸杂志及书籍、媒介)而形成一种公共性。就这样，公共意见与市民社会得以确立，并互相配合，以代表全社会的名义，与王权专制统治对立，对政权予以制约，后来更导致民主的进步。
但是，泰勒并不满足于从一个方面来探讨“市民社会”的特点，他还指出：经济的自由发展，有时并不一定需要或带来民主，因为经济被视为社会的主要内容后，人们满足于并追求非政治领域的自主自足，有时反过来会对政治冷淡。泰勒更认为：当经济作为社会主体与政治分离后，它往往容易满足于自身的自足发展，即如哈耶克所言，经济也有其外在的自我调节的规律，非人所能全知，而泰勒则视之为一种“异化”，会令人热衷于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细微而琐碎的快”，从而逃避集体，逃避最需集体精神的政治生活，退缩到个人满足这一较狭隘和容易获得的范围，满足私人生活，成为“原子式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自我膨胀，自我坐大，最终，孤立的个体公民面对庞然的官僚机构感到毫无力量。因此，公民应有适度的政治参与。
(蓝君)
评选二十世纪英文小说百佳
负有盛名的美国兰登书屋“现代文库”编委会最近选出二十世纪一百部英文小说佳作，詹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榜首，但这本书在1920年至1933年的美国曾是一部禁书。
紧随其后的是菲茨杰拉尔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该书描写的是1920年前后长岛上流社会的生活，将浪漫、神秘与暴力成功地揉为一体。第三名仍是乔伊斯的作品——《青年艺术家肖像》。纳博科夫那部著名的中年鳏夫追逐年幼继女的“色情小说”《洛丽塔》名列第四。第五名是赫胥黎的讽刺小说《勇敢的新世界》。
这五部小说在初次投票的结果中都以九票得分并列第一，“现代文库”编委会十名评委经过第二次投票得出了上述排名。若将前十名的小说分英美两组排列，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英美作家各占五部，好像经过“摊分”一样。其中进入前十名的英国作家乔伊斯、赫胥黎、凯斯特勒和劳伦斯(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通常被归入英国作家)；美国作家有菲茨杰拉尔德、纳博科夫、福克纳、约翰夫·海勒和斯坦贝克。其中两国各有一个外来者，纳博科夫是俄裔美国小说家。
“现代文库”英文小说百佳名单公布之后，很多读者发现仅有八位女作家共九部小说入选，包括伍尔芙的《到灯塔去》(十五)、麦卡勒斯的《心灵是孤独的猎人》(十七)、沃顿的《纯真年代》(五十八)和《欢乐之家》(六十九)等。不重视女性作家成为该项评选最为人诟病之处。
另一个遭人指责之处是美国和英国以外的英语作家几乎完全被忽视。书评界人士认为这一名单反映了美国口味的严重地方主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文学十分蓬勃，且处于上升期，却没有一位作家入选，甚至连澳大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也被视而不见了。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切贝的《一切崩溃》、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的作品也都没有入选。
“现代文库”英文小说百佳的评委由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组成，包括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和英国作家拜亚特。拜亚特认为书单是“典型的美国式”，维达则认为“大致准确”。《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采访到的所有评委会成员都认为《尤利西斯》名列榜首当之无愧，亚军归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合情合理。
评委会成员，美国历史学家爱德蒙德·莫里斯认为《青年艺术家肖像》名列第三未免牵强，因为那不过是“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前的试笔”，另外《勇敢的新世界》同样不是赫胥黎最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