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作者：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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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思考个体偶然性时，是怎么入手去考虑的?
李：一个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础，我不想像刘小枫那样根本不谈，在这个基础上，把个人放入历史中；但不能鄙视个体，在这点上我注意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把这个问题突出得很厉害，探讨怎么样更好地去把握自己。命运，中国话叫“命”，命是什么东西呢?命是必然，宿命论。命是一种不可预测、自己难以控制的，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偶然，走出去被砖砸了，到街上被汽车撞了，这不能预见，没法预测，但这恰恰是偶然。因此怎么样对待偶然?怎么样掌握住偶然?这是我所关注的。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墙马上要倒了，就不要到那边去，偶然性是可以避免的。怎样对待偶然，在偶然性中把握、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知命。
问：我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对于我来说，我会产生乌托邦的愿望，希望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可以把这种偶然性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知您怎么看?
李：我想真的是个十分完美的社会，恐怕会很乏味的。一切都很好就无聊了。要是没有冒险，人一辈子单调地就很快地过去了。
新儒学应另起炉灶
问：您好像现在一直在提新儒家，听说您在海外对港台的一些新儒家作过批评，听说您现在也代表某一种新儒家，不知道是不是？
李：我没有自称为新儒家，但是别人说我是新儒家，我也可以承认，但我要马上补充，我的新儒家不同于港台的新儒家。现在有人说我是马克思主义，我也可以承认，不过和好些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呼我为马则为马，呼我为牛则为牛，无所谓。最近我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写了篇短文，里面我正式提出了儒学第四期，这主要是针对港台新儒家的儒学第三期的说法。我根本不同意港台新儒家，前两年国内炒得很热，现在要好一些，熊十力啊，牟宗三啊。儒家三期说的提出者是牟宗三，现在杜维明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第一期是孔孟，第二期是宋明理学，他们现在是第三期。我根本不赞同这一点，我不赞同把儒学归结为心性论，他们认为孔孟程朱陆王代表着中国儒学的传统，这非常片面，因为儒学不仅仅讲心性，孔子讲心性极少，孟子虽然讲心性，但他讲政治更多。照我的看法，第一期是孔孟、荀子的原典儒学。第二期是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非常重要，没有汉代就没有后来的文化，汉代儒学大量吸收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的东西，构成一个新的体系。你看五行现在中国还在用，五行虽然不是原典儒学本身的东西，但是是汉代儒学把它接过来的，不能把这些抹杀掉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些都抹杀掉了，是因为汉儒不讲心性，讲的是宇宙论啊什么的，于是就认为他们偏离了，甚至认为汉儒不算儒学，但不算儒学算什么?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让他们最不高兴的、最刺激的是，我认为现代的牟宗三等等不过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这是很不客气的。也可把现代新儒家叫作现代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翻成英文是Neo-confucionism，现代新儒学翻成英文恰恰是Modern Nec-confucionism，那不是现代宋明理学吗?他们讲的恰恰是心性，像熊十力、牟宗三，包括冯友兰，都是讲的宋明理学，都是心性论。现代宋明理学在理论上并没有超过宋明理学，不过是受了西方哲学的教育，用了些新名词来解释宋明理学的一些东西，在根本理论上并没有超过宋明理学多少，而在社会现实层面上根本没起任何作用，没任何影响，因此它不能构成一个新的时期，只是在现代亮了一下。十年前我曾讲过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没有错。我认为，现在假设要搞儒学的话，就要另起炉灶。
问：怎么个另起炉灶?
李：这是陈明他们提出来的，我本来说，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如果一定要谈，我认为首先要跳出现在这个框子，跳出牟宗三那个框子，重视荀子这条线。还有跟我的理论密切相关，我强调情感本体，新出土的原典儒学里有几篇大讲情感，出乎我的意料，这对我大有利。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来个新的突破。你们知道我以前讲过偶然、情感、命运，希望能搞出点东西。
问：您能否预期，新的儒学还能够产生像前三期那样大的影响吗?
李：这我不敢讲。我不喜欢牟宗三那样的教主式的人物，这只是我的一个希望。
应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
李：我为什么要讲情感?我认为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情味比较浓，在国外呆了这么些年，更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儒家来的，不是从佛家、也不是从道家来的。儒家讲究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几种关系，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以前还有君臣，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和情感有关。我现在提出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区分，我想把儒家传承的这套东西与现代社会的规范接上。
问：您的意思是，儒家传承的是宗教性道德吧?
李：对。中国的特点是没有宗教，而儒家代替了宗教，但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人们都是把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混为一体，结果培养出大量的伪君子，这是症结所在。首先要把两个东西分开，宗教性道德是关心你个人的……中国叫安身立命，西方叫终极关怀，是你个人追求的理想，想成圣成贤，想上天堂什么的；但社会性道德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生活规则和内心协议，这两个分开来再讲它们的关系。罗尔斯(John Rawls)有个观点与我很接近，叫“相互重叠的共识”，这个接近于我所讲的社会性道德，不是讲主义、不是讲善，而是一种政治哲学。我认为社会性道德，也叫公德，是大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内心的道德。这跟法制社会接上头了，它建立在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之上，所以它有普遍性，不仅中国，国际上也应该共同遵守。它是随着工业社会、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一种产物。在这种伦理规范、道德要求上建立一种政治秩序、政治制度，这实际上属于政治哲学。在另一方面，个人私德却可以不必一样，你相信基督教可以，你相信马列主义也可以，你相信佛教也可以，你个人愿意怎么追求就怎么追求，但不要妨害别人的追求，我相信儒家也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追求。我认为不应该由宗教性道德来决定、规范社会性道德，而是起某种引导作用。
问：社会性道德很有可能面临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吗?
李：对。但是有共同点，以前我们没有契约关系，现在国内也逐渐开始遵守了，这个就叫重叠的共识。
问：我一直觉得共识这个问题很重要，传统认识论更多的是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但到了现代，如果还存在认识论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共识问题，我们如何达成共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很令人挠头。
李：这是政治哲学问题，必须与各种哲学、各种文化传统、主义脱钩。
问：现代哲学家解决共识这个问题时，比如说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还有一些人从文化角度出发，我觉得它更多的不应是一个纯哲学问题。
李：对于什么是善，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看法都不一样，没法取得共识，所以要与它脱钩。我是讲“低调的”，就是如何求得最低的公共约束，这是可能的，因为现代社会的交往特点是遵守契约、以个体为单位，社会必然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过去没有契约这个概念，现在也只好讲契约了。
问：在契约关系中人情主要是对它起润滑作用，是吧?
李：人情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它不起决定作用。宗教性道德只能发生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更不起支配作用。亲兄弟明算帐，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了，明算帐是契约，亲兄弟是讲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