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作者：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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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好像在《天涯》上读过张志扬的一篇文章。
李：是啊，张志扬，他也就是捎一下，也不具体讲。张志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发过他的文章。其实我们来往并不多，甚至很少。他批我，出我意料。一次和赵汀阳聊天，我问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批评我，赵汀阳说，可能是我当时称王称霸。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称王称霸啊。别人还告诉我，葛兆光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书目中所有人的名字提到了，就是不提我的几本书。我说，不提就不提嘛，这个都无所谓的。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历史和时间是最后的检验。你想当年顾准、梁漱溟受多大的压力，还有胡风。我说我是幸运的。历史最公正，一个人做了什么，他是会受到客观的评价的。
问：您现在在美学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进展?
李：美学我已经告别十年了。在中国文化里，美育的地位很高，不完全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就接上去了，特别是与我讲的“情本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我在美学方面的“进展”，但是具体问题我没有研究。当然对现在这几年美学搞的一些情况，我翻了一些材料，不是很满意。他们说我的美学过时了，但现在搞的什么生命美学，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出来。
问：您是不是打算要和万俊人先生搞一个对谈录?
李：他是说要和我搞一个对谈录，但不知道还有时间没有。本来我是准备明天就走的。到四川和湖南，然后回北京，呆几天就回美国。不过想谈的也就是关于思想史的问题。其实我讲，思想史有多种写法，不一定哪一种一定比哪一种好。有一种思想史的写法就是从思想到思想，注意思想内部的结构或它和下一个环节的联系，像黑格尔那种写法，以前中国哲学史很多这种写法，比如冯友兰。另一种是重视思想和外在环境的关系。罗素《哲学史》上卷这方面讲得比较多。还有侯外庐。还有一种就是像葛兆光这样从一般思想来写。至少有这几种写法，还可以有别的写法，而且这几种之间还可以有不同比例的组合。所以思想史不一定就一种写法统治一切。所以我是主张各方面的多元化。这是一点。第二点，关于从一般思想的角度来写，当然这有一个史观的问题，这个我讲过几次。其实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位史学大师，波克诺夫斯基，他也有个学派，就主张写“没有人名的历史”。
问：“没有人名的历史”?
李：就是说没有帝王将相，全是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这倒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来被斯大林否定掉了。葛兆光的写法可能是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这个写法当然可以，也应该这样写，应该有这样一种思想史。但是，第三点，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还是应该讲思想本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好比讲希腊哲学史，还是要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如果我去讲当时希腊老百姓的思想，对今天，比起来，价值要小得多。我们讲德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当然要讲康德、黑格尔。我们去了解当时老百姓的思想，他们信教啊，或者一般的信仰，当然也有意义，例如可以去了解它与当时社会各种体制的关系，等等，但意义并不很大。我们学习思想史的目的是什么?最不严格地说，变得聪明一点吧，学点智慧吧。智慧在哪里表现最多?当然是在精英思想里。这就是我的看法。我看了几篇文章，把葛兆光的书炒得很高，说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史，以前那些不是。这就不对了，偏了。这种思想史是好的，应该写的，但是并不能代替那种精英思想史。
问：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冯友兰先生给您写的条幅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因为张之洞说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我提出了一个“西体中用”。我这个提法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1989年之后理论上批我主要是三个问题，另外两个，一个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一个是主体性。我讲的是西体中用。我这个“体”有新的解释。我有一篇文章，在《原道》第三期上发的，《再说“西体中用”》。他们说我是全盘西化，不讲道理。其实我讲的恰恰是反对全盘西化。其实“学”也是一样，你现在学的是什么?什么学得多?不还是化学、物理、数学，这些是什么，还不是西学吗?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嘛。而且我讲的还不是学，我讲的是“体”。这个“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这个“体”是现代化。有的人问，为什么要用“体”、“用”这样的老名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体用不可分，你为什么要分开讲?第三，西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为什么你要用“西”?这三个问题我都回答了。后来，冯友兰先生主动给我写的这个条幅。
提问者为周濂、陈岸瑛、于华音，记录稿由陈岸瑛、陆丁整理。
李泽厚，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世纪新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