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作者：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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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内何怀宏也有类似的观点，您怎么看?
李：我觉得他恰恰把这两者混到一起了，他的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在美国我看过几章，他好像是建立一套伦理学，还是从儒家的良心啊这些东西出发，我所说的社会性道德恰恰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是讲先分开再说，然后再讲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你不划分开，不区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就意味着你的社会性行为必须有一种思想、一种主义来指导你，那就麻烦了，因为各人的主义、各人的文化思想不一样，分开以后再来讲就好了。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
问：那分开以后，社会性道德跟原来的法律是什么关系?
李：现代法律建立在社会性道德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和国际接轨了，就像你不签合同、不订契约，贷款就不来嘛!
社会改良与理论的“度”
问：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文化界、学术界很活跃，您在八十年代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之一。到了今天，已经是1998年，您能不能回过头来对八十年代学术界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李：九十年代初期，有人很贬低八十年代，说八十年代浮躁，八十年代很不好，当然八十年代有它的缺点，当时我写了篇小文章建议大家来学平面几何、学点形式逻辑。论证都不论证，就写大部头的书、大篇的文章，情绪化的东西太多，刘晓波就是一个代表。但是整个来说，从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八十年代相当不错，至少不差于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不在国内，很多情况不太了解。九十年代的学术走向专门化，这在1988年我估计到了，九十年代应该有、实际上也有很多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这是它好的一方面。不好的方面有两点——我喜欢讲直话——一个是商业操作太厉害，炒、包装，骗人，我到书店去，琳琅满目，多得八十年代没法比，但仔细一看呢，里面的问题就多了。重复多，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也在印，就拿古籍来说，现在古籍炒得很多，但我真正要找的几个古籍居然就找不到。《礼记》印得多，各种版本的，有翻译的，有注释的，但是我找不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到处都是，各种版本，但找本《孔子集语》却没有。
问：这是出版社的问题……
李：但出版社都是请学术界的人当主编、当编辑，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问：换句话说，八十年代是浮躁，但它的浮躁是因为政治的激情；九十年代也浮躁，是因为经济和商业。
李：另一点让我失望的是，我记得当年王国维、陈寅恪挨批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他们的好处，现在却没有人敢说他们的缺点，怎么能这样呢?一下子捧得很高，其中有些人并没有那么高，真正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就不应该是这样。
问：目前国内自由主义思潮特别盛行，您能不能评论一下?
李：我在美国概括的，国内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上面讲过的，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完全否定马克思，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所以我遭两面攻击，我还是主张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问：那您对民粹主义怎么看法?
李：民粹主义呢，问题也不小，他们强调的是社会正义，他们强调传统，强调国学，强调后现代，特点是反对资本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在美国有它的用法，我用的是俄罗斯的原典用法，就是他们原来是想避免资本主义，经过农村公社，达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这个思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走进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方式，章太炎、梁漱溟、毛泽东都有这种倾向，就是想避免资本主义。不过现在表现为批判资本主义，引进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重视国际资本垄断对亚非拉老百姓的剥削和欺压。
问：那您觉得正确的道路是什么?
李：中国正确的道路就是我刚才讲的，“度”。这两个都是过了。这个强调市场经济，那个强调市场经济带来的危害，一个强调全球一体化，一个反对，都对啊。怎么掌握这个东西的度，才是重要的。要超越这两种东西，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有问题。民粹主义要社会正义，再过激一点，就等于要求再来一次革命。
问：前几年您一直说“告别革命”，……
李：国内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批判得好厉害。我的书不让印，这是主要原因。其实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说，因为再革命，不论是左的革命，右的革命，带来的都是祸害。我这个想法就是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
问：您这些思想好像和邓小平的一些思想其实是暗合的。
李：我也公开赞成邓小平。结果在海外有人骂我，骂我赞成邓小平。只有这条路，有什么办法?但是他们就是爱批判别人的人嘛!
问：您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经济现状是怎么一个基本的看法?
李：我基本上觉得，特别是经济现状还是不错的，客观来说，相当不错的。我1992年出去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强调不能走俄国的路，当时的“民运”那帮人把我骂得好厉害。我认为中国要走俄国的路就完了。我那篇文章，现在被收到集子里去了，是台湾版的。我跟他们说不改一个字。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内战，一打内战整个就完，只要不打内战，就好办，所以我一直主张中央集权。包括我的一些好朋友都会和我争论。前几年朱镕基搞宏观调控，不让地方失控，我觉得这个好，因为地方只要权力太大，地方之间(例如湖南和广东)就会干起来。一干起来就完蛋了。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现在看来这几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说中国问题，不能微观看，微观看许多地方都是千疮百孔，一无是处。只能宏观看，就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间的角度，比较大的空间角度，只要有一点进步就了不得。所以我在国外听到，这个地方报了一个事情，那个地方报了一个事情，这都是微观的。那一定有，没什么可奇怪的。糟糕的事情，多得很。但你得从整个宏观，从十年、十五年来看，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看，它经济增长很快。我觉得很了不起的。至于政治改革，我的看法是只能慢慢来。当然不能说满意。应该做得更好。还是我讲的，先开放舆论，让大家讲话。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我现在也不反对。现在成立政党，一千个政党出来了，争论得一塌糊涂，那不好。但可以开放舆论，让报纸站出来监督。假如有个新闻法，不负责的话可以告嘛。这方面应该发展，李鹏也讲过。权力要分散，政府把所有的权力掌握在手里有什么好处?这要大家努力。特别是现在下岗很严重的时候，很麻烦的时候，现在应该吸取教训了。所以我说慢一点，不要有戏剧性……
问：“戏剧性”这词用得好。
李：他们以为有点戏剧性才是政治，好像说政治就是热闹。我说不要那么热闹，就是慢慢来，这就不是凭情绪，要理性。这两派都有这个问题。慢慢来，痛苦一点，难受一点，但是为整体做一下贡献，为这个民族……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不是图一时痛快，不是发泄。不负责任的豪言壮语我是最讨厌的，我最讨厌豪言壮语。
历史地位不必考虑
问：您能不能对您自己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大体估价?
李：很多人跟我说起过了，读我的书，受我些影响，不过，我很少考虑这些事情，我的感觉是老挨骂就是了，不过也习惯了。这里就有一篇文章批评我。说我不及顾准，不及王元化，告别黑格尔不彻底……我当然不这么看。现在他们好像拿我当靶子似的，这里捎一句，那里捎一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