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日本人的外国观
作者：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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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从日本的历史上看并不是始自今日。五山(指日本佛教临济宗的五大寺院——译注)的诗僧们对诗的最高评价，就是“简直不像是日本人的作品”、“没有一点日本味”。这是诗歌创作的理想。文学的理想和特定的外国——中国几乎被视作一体。不仅是文学，也不仅十四世纪，十九世纪初期的田能村竹田这样高度评价天明时期的芜村(与谢芜村，江户中期的诗人、画家——译注)：“用笔傅彩，全然明人”，此语出自《山中人饶舌》，那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画论之一；“简直像明人”这句话在这里是最高的褒奖。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有没有价值就看是否像中国，连伦理价值的根源这种东西也可以说在中国。从中世纪的禅僧到幕末的南画家里，儒者如云，其中的大部分都将中国理想化(同时又将中国儒教中的“革命”思想扔弃)，强调日本的落后。更确切地说，这里有将中国(至少那一个时代)这个历史的、具体的、特殊的文化和国家看作本来是超历史的、抽象的、普遍的倾向。假如他们真的持有一种普遍的价值立场，那么，他们就应该对不管现实的中国还是日本都进行同样的批判，而且其终极目标不是模仿中国(没有日本味，完全像明代人那样)，而应当是去接近超越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现实的理想境界。但是，大部分的儒者并不具有批判中国的普遍的价值基准，因而将中国和价值混为一谈， 相提并论。这就是向中国“一边倒”的基本构造，也就是说“一边倒”确切地说并不是将外国理想化，而是将外国与理想同一化，广而言之，这无非是将历史的并且特殊的对象和普遍的价值同一化的现象。
明治以后情况当然变了，但世界观的基本构造这种东西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一边倒”的倾向依然如故，只不过一边倒的对象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对于维新刚不久的日本来说，西方的全部就是希望实现的理想。但是对西方诸国，明治政府比较早地倾倒于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正如当时从欧洲回来的谷干城向内阁呈送“意见书”，对1887年政府对德国“一边倒”进行非难一样。二次大战后的今天，保守党政府又向美国“一边倒”，围绕着安保条约的重订问题，在回答国会的质疑时竟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依赖美国不会有错”，这个回答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我这里想要指出的，仅仅是一边倒的事实，而无关其善恶，善恶的评价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如果对它作评价，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在向对方学习时，不管军事也好，学问也好，做到了一边倒事情才容易进行。在法国学习绘画，如对整个法国文化都五体投地，学习起来就快，确实，如果对对方缺少全盘崇拜之心，难学的部分就不容易攻克。日本的“近代化”很多东西学自西方，过程之迅速，和对西方某些方面的“一边倒”大概是分不开的。我想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事实的日本人的外国观的特征，其特征不只是“一边倒”，还有另一种相对的态度：日本的理想化。
将日本国理想化，就是将其一切事实赋以价值，或者将日本国的既有事实和理想同一化，这种态度我假设称其为“国家至上主义”。“日本神国”、“万邦无比”这一类的考虑中，兼有粗杂和精巧的内容，毕竟还是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自《古事记》起就有，《平家物语》里有，此外《神皇正统记》、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里也有。但是将它上升为某种程度的理论、并且在同外国的比较中自觉地运用的，则是始自十八世纪的国学家们。宣长(本居宣长，江户中期的国学家——译注)对于学问的态度是实证主义的，对绘画的态度则是写实主义。宣长当时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国内的儒者(和佛家)，我们务必不能忘记的是，为了建立实证的古典解释学有必要同他们论战，还有儒教，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流派，总的来说是以德川政权为背景的和公认的正统思想，在当时压倒一切地统治着整个社会。宣长并不排外，而平田笃胤(江户后期的神道家——译注)从宣长那里继承的，不是对正统思想的叛逆和实证的治学方法，而不过是强调日本的神话及传统的那一面罢了。在笃胤狭小的脑袋里，对日本传统的强调自然很快就同狂热的排外主义联结到一起。宣长是与儒者的理论论战，笃胤则是以煽动性的语言诽谤“南蛮人”——“观其眼睛，如同狗眼。”不管怎么说，当国学者们抱着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学问的积极目标努力时，排外主义就不会发生，而这一积极的目标一旦失去，狂热的排外主义立即抬头。
这样的情形要到幕末、十九世纪殖民者、帝国主义先后逼近日本列岛时才告一变，外国和外国人现在终于以“黑船”作为具体象征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时日本方面的反应，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第一，是“尊皇攘夷”；第二，是“开国”和“维新”。这两种反应的差别不关目的，仅在方法，其目的不外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尊皇攘夷”的方法直接诉诸军事武力，“开国”和“维新”的方法则是为了延缓军事冲突、尽快地培养自己的军事实力的一种政治手段。“尊皇攘夷”当然失败了，这是由双方的军事实力的悬殊决定的。于是就产生了针对夷国的、尽快建设我方军事实力的所谓的“誓愿”。但是为了建设近代的军事，近代的工业是必不可少的；而为了建设近代的工业，向对方学习技术制度、实现国家的“近代化”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国”到“维新”过程中，敏于时势的日本领袖们对此十分清楚，立即付诸实现。明治政府一开始就是军国主义的，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时日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殖民地，而是避免被殖民地化的危险，危机感笼罩着全国，因此所有的原理、价值都应奉献和从属于尽快地建设近代军队这样一个国家的大事业。目标也好，理想也好，价值也好，都无法超越“富国强兵”这一条。于是“富国强兵”、“国权扩张”政策的目标，就这样和终极的理想一体化。那时的日本是国家至上主义，尤其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至上主义。它还没有发展到侵略他国，是由于到日清战争前为止的国内外情势使然。日俄战争以后，形势起了变化，在被殖民地化的可能性远去的同时，获得殖民地的可能性开始出现，而事实上，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化已经获得成功。于是，日本军国主义便由守势转向攻势，越来越带上侵略的性格。
1945年日本的军国主义破产，那么国家至上主义又变成什么东西了呢?现在的宪法在日本史上首次将人权宣言作为国家的基本原理，人权成了一种超越了国家的价值的普遍的东西，“民权扩张”不再是“国权扩张”的手段，自己就是目的，“国权扩张”莫如说反而是“民权扩张”的手段。现实的国家并不就是理想的，而是从理想的立场来引导国家。国家至上主义的理论在宪法中可以说已被否定，但是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是否就真的完全被否定了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既然普遍的价值不只超越日本一个国家，而且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日本人对外国的态度也应当发生根本的变化了吧，也就是说，战后的“一边倒”，姑且不说作为政策，作为一般的态度也不应该发生。但是事实上，“向苏联一边倒”发生过，缘此而来的“向美国一边倒”发生过。这无非表明，日本在对苏联、美国或者别的国家进行评判时，没有自己的普遍的价值基准，超国家价值不大可能战后立即就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出现。至于国家主义的风潮没有在战后的日本出现，那只不过是情势的问题，即由直接无条件投降所造成的情势——自信的丧失，被占领，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思想，向美国一边倒，反共宣传的生吞活剥，诸如此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谁都意识到国家经济的再建是当务之急，国民吃了上顿没下顿，让他们吃上饭才是最紧急的大事业。这个国内全体一致的大目标基本上决定了战后至五十年代初期日本的情势。在这样全民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即好歹也要把经济恢复到让人吃饱肚子的水平的时候，排外的国家主义没有生存的余地，特别是，经济的再建需要具备在外国的援助下实现的条件。然而这种情形自五十年代后期慢慢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