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日本人的外国观
作者：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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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和平条约使它恢复独立，朝鲜战争使它大赚了一笔，在世界经济的好状况中，日本经济开始“高度增长”，出口开始扩大，一直到达帝国的陆海军的进攻不曾到达的北美大陆、西欧和非洲。日本产的商品进进出出，与陆海军的场合不可同日而言，这本来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一旦和在国际市场无限度的进出相联系，全体国民的注意力就不再单单集中在国内的目标上，国内的目标很快就为国外的目标所代替，这时自然就会出现将进口国仅仅当作日本商品的市场来关注的倾向。这不是排外主义，更不是侵略主义，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外国观和将对方国家当作征服对象来注视的外国观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关系。不管是日本商品的进出，还是帝国陆军的进出，如果同时变成目的，变成手段，变成理想，变成政策，那么就很容易导致国家至上主义，因为那里没有一种超越国家的东西。当然，从事商品出口的业者有多种多样，甚至同行竞争中两败俱伤的倾向也很明显，它与以单一的组织出现并直接表现为国家权力的陆军有天壤之别。但是，军国主义也好，非军国主义也好，假如没有一种超越国境的、普遍的价值规范，那种时而将外国理想化、向其“一边倒”，时而将日本理想化、倾向国家至上主义的循环交替就无法避免，外国及外国人也绝不可能作为平等的对手出现在我们面前。
虽不显著，日本人的外国观自古以来还有第三种类型。如果说第一种是将外国理想化，第二种是将日本理想化的话，那么，这第三种就是：不问外国还是日本，不将现实的国家理想化，将现实和理想明确区分的态度。
这种思维方式在日本精神史上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最初、恐怕也就是最后的时期，大概是十三世纪，具体地说，就是从十二世纪下半到十三世纪上半那段时期，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会在那时开始出现?为什么后来又消失?关于这些问题我已在别处作过一定的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比如对于道元(镰仓时代的禅僧，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译注)来说，所谓的禅就是一种完全超越了现实的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和原理，他从宋朝返回日本时曾这样说：日本禅界的所做所为与禅的本质毫不相关，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决没有将宋朝理想化，他说，宋代的禅林中真正懂禅的为数甚少，大部分和尚连话都说不通，道元对日本禅界的批判堪称彻底无情，但这并不是以宋朝为参照，而是以禅的原理为尺度。换句话说，道元的理想超越了宋朝，超越了日本，总之达到了超越社会的一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连(镰仓时代的禅僧，日连宗的开山祖——译注)。对于日连来说，不管将军的权威还是天皇的权威，在他们的佛面前一切等于无，日连的佛的超越性可以和道元的禅的超越性相埒。从这个立场出发，或者向外国的“一边倒”、或者将日本绝对化为“国家至上主义”这等事，在理论上决不会发生。然而十三世纪以后，佛教的这种超越性迅速地消失。另一方面，德川时代的儒家在多大程度上将儒教原理作为超越性东西来接受，也是一个疑问。
明治以后的思想中，有过福泽谕吉的“上天不制造人上人”，也有过夏目漱石的“我的个人主义”，但是说得最彻底的，要数内村鉴山(日本近代宗教家、评论家——译注)的“神的正义”。除此之外，作为一种超越了日本帝国的原理、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定的思想，恐怕就是二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日本思想史的决定性意义就在那里。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超越的原理接受的。我并不是在这里论述这个原理是否妥当，这完全属于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每一个原理、理想、价值的基准，是同如何接受这样一个接受方法密切关连的，假如要在二十世纪寻求与十三世纪的佛教相当的例子，那么，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再无别的可以选择。在许多文化中宗教起着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对少数知识分子而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二战期间的日本文化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样的事情既然已经在战前发生，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战后，“人权”之类的思想应能被更多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接受。
外国观的第三种类型在日本的历史中也出现过，但只是例外的存在，它能否不是例外地、以更大的规模长期地持续下去?这是今天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它也许成，也许不成，但其可能性终究是在扩大。
加藤周一，日本学者，著作有《杂种文化》等。
李兆忠，学者，现居北京。著作有《暧昧的日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