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日本人的外国观
作者：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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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 译
孤立的事实与对孤立的恐怖
义务教育几乎遍及全体国民的国家，除了日本，集中在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欧洲和北美，如将这些外国同日本作比较，则可发现，日本民众对外国的历史、地理的常识是非常的了解；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外国观的特征可以说首先就是知识水准的高。
知识质量之高，表现在日本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上总是列举着康德、黑格尔的名字，至于德国人平常吃些什么之类的就不列其内。这对于教科书来说固然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事情不只限于教科书，这也反映了一般日本人所拥有的有关外国的知识的性质。其知识的性质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是通过书本、特别是翻译的书本而获得的。反过来说，这是由于同外国人日常接触太少的缘故。欧洲人有关外国的知识，与其说得之于书本，不如说来自于日常生活。而日本人的场合刚好相反。说得文理一点，日本人的外国观，是由得自于书本的丰富知识和与外国人极有限的接触这样两个要素的独特组合，而形成的自己的特征。
同外国人接触(进而交流思想)机会少，是由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孤立的理由，首先是地理上的。日本远离欧洲，也远离北美(而且如今同邻国的接触，特别同中国的接触也很有限)，但仅仅是地理条件不足以成为孤立的理由，至少就同西欧的关系来讲是这样，由此引出第二点：文化、历史的不同和由此带来的风俗习惯的差异也是造成这种孤立的因素。所以，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为远离西洋。也许，德川时代的“锁国”就是为了扩大这种心理上的距离而采取的手段，明治时代标举的“和魂洋才”的口号对“和魂”的强调，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第三，语言的障碍，这归根结底还是由历史、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是第二次大战后直到现在明显的孤立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孤立就是孤立，对这个事实日本人的反应，简而言之就是对孤立的恐怖和想方设法努力克服这种孤立，其表现倾向是：第一，试图打破这种孤立；第二，试图将这种孤立正当化。
第一，试图打破这种孤立的倾向，从知识的角度看，就是外国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应了解的求知欲，就是翻译的盛行，就是国际视野开阔的教科书、日刊报纸的出版发行。日本人有关外国的知识的丰富和与外国人实际接触的贫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因果的联系。同外国人接触少并不导致对外国的漠视；正因为接触少才促使人热心吸收有关外国的知识。同英美人士没有接触和决心毕生投身于研究英美文学这两件事，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有孤立的事实，才会出现对这个事实的挑战的反应。
同样的反应类型，在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屡屡出现。“近代日本”在日清战争之后，同沙俄帝国的争夺，出兵西伯利亚，1930年以后与中国及英美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作战，无论哪一个场合，日本的政治领袖总是为了争取外国的联盟、或是至少获得外国的承认和支持而四处奔忙，为此做出所有努力。日英同盟，西伯利亚出兵前的日美谈判，日德意轴心国同盟，还有战后日美安保条约，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反复强调的“日本是自由主义圈的一员”、“日本是亚洲的一国”这样两个题目，就是典型的例子。假如没有“自由主义圈”中孤立化的倾向，特别是亚洲诸国中孤立化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就没有必要如此热心地鼓吹否定这个事实的题目。但是，在对孤立事实的反应中，政府并未显示要竭尽全力打破这种孤立的努力。
第二，试图将孤立正当化的倾向多少是以国家(国民)主义的倾向表现出来的。从心理方面说，日本人的外国观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国人不会明白”的信念。生鱼片的美味他不明白，俳句的奥妙他不明白，复杂的婆媳关系他不明白——总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外国人对日本的事情，那最要紧的地方，是不可能明白的，弄不清楚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外国人搞不懂日本问题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日本孤立化的事实，就这样地得到正当化，或者至少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被接受。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发展到由孤立带来的理论上正当化，是很自然的一步。在从“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日本的优越”到“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日本的优越”的迈进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产生。在从“外国人不懂得日本问题”到“对外关系归根结底是实力关系”的迈进中，军国主义对外政策由此实行。对于那种不明事理的对手，劝导说服，耐心谈判都是徒劳的。这是反应的第二种类型。
当然，具体到某一时代、某一场合、某一个人的头脑，第一类型和第二类型的反应经常是混杂、反拔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然而现在的日本，世代的差异受到人们忽略，什么事情也争论不清。就外国观而论，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和战前出生的日本人看法殊异，这种由世代造成的极大的差异，恐怕就是日本人的外国观与别国人们的外国观足以区别的特征之一。以那场战争为界，日本的教育方针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大众消费的构造也变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方式，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经验过的。像日本那样，社会的显著变化造成了在战前与战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思考方式的显著差异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差异无疑是社会变化的反映。简而言之，日本社会正向着靠近西欧和北美社会的方向变化，换一句话说，日本社会(其制度和生活样式)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战后已不像战前那么显著。不仅如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样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的生活样式都很相似，至少在都会生活的表层，对于日本旅行者，在国外时从前感到惊讶如今不再感到惊讶。
比如1950年初在巴黎时，我就注意到来自日本的旅客的表情依年龄而大不相同，这件事我以前曾写到过，这里恕不详细重复。总之，年轻的一代是从“人嘛终归是一样的”这个前提出发，而战前成长的人们到了国外，总是竭力强调外国人同日本人应当有多少多少的不同，这成为他们思考的前提。当然，这样的前提通过具体的经验和观察也逐渐得到修正，年轻人很快就注意到文化上的差异，战前出生的人们不久也认识到，在人情的微妙处东方和西方存在很多的相通。尽管如此，出发点上的巨大差异却是无法否定的，而且，这种差异与性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贫富和外语能力的差别几乎无关，有的只是年龄上的差别。这说明，日本人的外国观现在正发生急速的变化。至少在都市生活的样式这一点，事实上日本的特殊性已不显著，这有助于日本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感。
日本社会的这种变化，作为这种反映的日本人心理上的变化，自然会在日本年轻人的许多言论中得到各式各样的表现。作为最直接的体验，小田实君的旅行记《什么都要试一试》就是典型之一，作为理论性阐述的，梅卓忠夫君的日本与西方的近代化演进的平行说(《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是另一种典型，这些人的外国观虽然各不相同，却具有不容置疑的共同特征。要而言之，就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同外国人的交流尽管因人水准有异，但却是完全可能的，孤立感已不再居于外国观的中心，或者说，假如使用劣等感(指日本人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感——译注)这个词，在同外国环境的接触中，克服内心的劣等感已不再成为问题的中心。然而如果仅仅如此，那不过是个心理问题，心理上的变化只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才能真正变成“态度”的变化。
三种态度
日本人的外国观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明显的类型，第一，是强调日本的落后，将特定的外国理想化的态度；第二，是强调外国的落后，将日本理想化的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所谓的“一边倒”的类型，第二种，则是所谓“国家主义”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