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人类最悲惨的思想
作者：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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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至此，正如罗札诺夫所说的，我们的心态几乎已经完全改变，已经差不多忘记在这之前两兄弟的谈话，而充满了另一种思想，“人们可以说这是人类意识中最悲惨的思想，上面引述的文字是世界文学中最痛苦的文字”。借用一句时髦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预见到“现代”，还预见到“后现代”或“后后现代”。如果说这就是人类的尘世命运，这就是人类命运的“永恒循环”，那么这样一幅图景确实是阴郁可怕，让人绝望的。人类是否还有其他的出路呢?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好走呢?这种状态是否仍是中途而不是最后的境地呢?
伯尔曼认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摈弃了宗教与法律二元论的西方观念，转而要求法律的精神化，或者，像他写的那样，“国家转化为教会”，亦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变为以精神自由和献身之爱为特征的世界大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出其梦想后，仅隔一代人，那个时代便于1917年来到俄罗斯，虽然所取的方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期望的完全相反。而且，也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今天也正在美国化为现实。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按这个词在美国宪法中的意义)的确变得越来越绝对，这仅仅意味着，国家本身正因为美国生活方式这种世俗宗教变得愈发神圣了。伯尔曼认识到俄国与美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某些容易被人忽视的共同点和相关性(例如实际上都重视“面包”，都重视满足物质的欲望)，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尤其在手段上的区别)却认识不够，并且由于作者写这一著作采取的是法律与宗教关系这一特定视角，这一批评尚没有接触到“传奇”的核心，即有关人、人性、生命意义和自由精神这一核心。
别尔嘉耶夫接近了这一核心。他认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最佳的建设性部分，它比《作家日记》中的或佐西玛、阿辽沙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更为一致。基督的隐藏形象跟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相近，同样具有崇高的自由精神与贵族精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教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直到现在却似乎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这样强烈的把基督跟自由的精神——这自由精神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联系在一起。别尔嘉耶夫注意到了人性中少数与多数的分别，他倾向于认为：宗教教义是否具有普遍性，纯粹是质方面的事，跟人数全然扯不上关系：这种教义的真确性可能在少数人身上比千百万人身上显示得更为强大有力，而单独一个宗教天才也可以比一大群人传达得更多。
即便如此理解，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大多数人是否能上升到这少数的水平(哪怕是最终)?人在宗教信仰、道德水准方面的差别无疑要小于他们在智力和才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换言之，前一种能力在人类中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广泛性和可变性，是否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冲不破多数与少数的畛域呢?如果一种精神追求仅仅在少数人那里达到一种“普遍性”，那么它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少数人代表人类去追求呢?这少数能代表人类吗?难道就由这少数而不是多数来体现人之为人的特性?这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如何安排呢?其政治的架构又如何设计呢?而且这少数人，作为人不是仍与上帝有着绝对的距离?
劳伦斯则也许是从另一方面接近到这一核心。当默里告诉他说“传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线索”，劳伦斯开始不以为然，以为传奇是“废话”，后读了几遍，觉得自己从中听到了“对基督的最后的、基督无法回答的批评”。在他看来，宗教大法官的意见就是伊凡的意见，伊凡的意见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见。他说：“无庸置疑，大法官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耶稣的最后意见。这意见坦率说来就是：耶稣，你是不确切的，人们必须纠正你。耶稣最后默默地吻了大法官，正像阿辽沙对伊凡做的一样。”这意见是建立在二千年的历史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人不能不忠于它的本性。没有任何灵异能使他永远超越其限度。
那么，什么是现实生活着的人们、普通人的界限呢?劳伦斯认为，是以下三种倘不满足，人类就不能持续，普通人也不能“自由”(不能跟随上帝)的生命要求：1、他要求作为一种奇迹，来自上帝之手的面包；2、他要求奇迹意义上的神秘；3、他要求自己能拜倒在前的权威。
这三种要求妨碍了人们“自由”，它们是人的“弱点”。只有少数人能摆脱这要求，能强大到足以能成为满足基督要求的基督徒。大部分人是软弱的、反叛的，他们甚至不能分享尘世的面包。因而基督教对大多数人是太困难了，它只能被少数圣徒或英雄实现。它甚至于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为它要求的比人性所能承受的要高。这样，可行的结构就须交给大法官，以他的名义建立教会与国家。耶稣认为人应当是自由的和无限的故尔爱人类，大法官是基于人事实上的样子爱人类，爱现实和有限的人。
在劳伦斯看来，人确实总在寻求奇迹、神秘与权威，今天则是从科学和机器中寻求奇迹，我们必须同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物质的生活(面包、金钱)就是真实的生活，地上的面包就是天上的面包。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分别，群众不可能看到，永远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折磨人的真理的人”，一旦认识了它就将改变历史进程。少数人应掌握面包再分给群众，否则，如果人们“自由地”去抢夺面包，人类就将走向毁灭。否认金钱，认为那是魔鬼的东西，就将把群众掷给魔鬼，我们不能这样，而是要接受限制，用一种等级制方式来安排这些：给人们面包、奇迹和权威。这正是基督教的爱人类，是服务于全能的主，正是他造就了两种人。许多热情的人以为把地上的面包给穷人就是“天上的面包”，可是那不是，尤其对于穷人那不是!那对他们恰好是天上面包的丧失。
那么什么是“天上的面包”呢?劳伦斯认为，每代人都必须自己回答：“天上的面包”就是生命，是现在的生活。使生命活跃和欢乐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地上的面包只是其副产品。大多数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它是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只有少数人理解，让他们承担起责任吧。我们在得到“地上的面包”的过程中所尝到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奇迹与神秘是结合在一起的。权威就是那掌握面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深刻：把他们自己的面包拿来再分给他们，给回他们，那有奇迹的意义，使面包味道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下，尘世的面包失去了它的香味的缘故。人需要服从什么人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他的本性，他的力量，能使他接触远处更伟大的生命。正像宗教大法官所说，精选者的神秘是基督教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历史上自然产生的人们中的主(Lord)也是人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我们必须接受这神秘。这样做并不是残忍，而是对事实的重新发现，只是到十八世纪末，所有人的完美性的幻觉才占据了文明民族的想象，但这是一个幻觉。伊凡必须重述老的真理：即大多数人不可能辨别善恶，因为这是极其困难的，甚至那些按生命价值生活的美好单纯的人，现在也只能通过金钱来评估价值。“让那些有特别天赋的少数人来辨别善恶，确定对金钱价值的生命价值吧，让多数人在一种等级制中带着感激接受这决定、服从他们吧。这里有何残忍和邪恶呢?耶稣吻了大法官，意思就是，谢谢你，你是对的，聪明的老人!阿辽沙吻了伊凡，意思也是：谢谢你，你是对的，你挑起了担子!”让他们为他们重新发现了真理欢乐吧。
劳伦斯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确实，以前大多数对“传奇”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似乎都未充分地考虑由人性、人的差别，尤其是多数与少数之分将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个问题不仅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是明摆着的，也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西伯利亚时期”多部长篇小说的始终——从《罪与罚》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人分为两种，到《群魔》希加廖夫把人分为两部分的社会体系，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始终突出地存在。但人们却常常对此视若无睹，或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这是否是一个简单化的时代的影响所致呢?无论如何，这里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神秘，遇到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即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又将怎样呢?如果人性不是如此，不是存在差别，不是有多数与少数之分，就像人在知(知识)、情(幸福)、意(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局限性，而是完善并且齐一的话，这世界又会怎样呢?这样的人类是否还是人类呢?甚至如果多数也是少数，也像少数那样更为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目标，哪怕他们个人道德水准不低，但在精神目标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无法通融的差异，那么人类间的斗争是不是反而会更加激烈、更加可怕呢?甚至人类早就要因这更激烈的斗争而不存于世了呢?这样一来，就又可以说是沉默的、隋性的多数既是拖住了，又是支持了这一世界了。
宗教大法官代表少数对上帝的诉说实际是独白。百姓不说话，上帝也没有说话。在故事中，上帝在整个宗教大法官诉说的过程中一直默默无语，他只是一直热心地静静地听着，直率地盯着大法官的眼睛，不反驳也不解释。最后也是一言不发地走近老人，默默地吻了一下宗教大法官那没有血色的、九十岁人的嘴唇，然后他走了。这就是全部的回答。上帝无言，劳伦斯认为这个吻就是表示赞同，而我们却远不敢如此肯定。宗教大法官说出了自己最深的困惑和疑问，然而他得不到回答，永远得不到回答。那也许是无法解答的，或者说是超出人所能理解的。它在我们面前永远是一个谜，是一个亘古的疑问，一个横在天地之间的疑问。从上天和地下两方面都没有回音。百姓根本不会提出这个疑问，“百姓默默无语”，而上帝也不开口，也许他是无法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回答。总之，此时还没有“最后的话”。最后的话也许要等到那最后的一刻。然而，无论如何，问题已经提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毕竟包含着一些非凡的、可以庆幸而又可以害怕的、极其寻常而又不同寻常的东西，它在这一时刻使我们离一种上天的奥秘最近，离一位上帝最近，哪怕这是一个无言的上帝。但上帝还是走了，总之，在人类进入“现代”的门槛的时候，上帝走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这也许就是朋霍费尔所说的“世界已经成年”、“人类已经成年”。故事结束了，人类在自己的尘世生活中也只能自己好自为之了。
何怀宏，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良心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