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乌托邦之后
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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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风格样式杂乱无序的激增有其积极的一面，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在新奇事物与时尚的漫无节制的迴旋摆荡中确定下来。至今二十多年来，在对肆无忌惮和标新立异进行令人眼花缭乱地追逐的氛围中，抽象派绘画与具象派绘画，实验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自由体诗歌与形式严谨的诗歌，硬摇滚与软摇滚，无调性音乐与调性音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大家统统和平共存，平安无事。超然物外，晦涩艰深的艺术家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成为时髦所趋，而慷慨激昂、因袭守旧的故事写手如辛西娅.奥西克(Cynthia Ozick)和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也十分入时。
女权主义作为一场运动的胜利在后1970时代是反常的、不具代表性的，那时的运动很难找到追随者，也很难引起关注。正如此前在六十年代产生的一系列运动，特别是正如民权运动，女权主义更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反复无常的混合物——立法目标和经济目标，自我形象方面深刻的个人改变，在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认同感，这一切时常掺杂在一起。当代女权主义由不平等和歧视的具体问题开始发难，但也从对个体如何思考自身生活具有真正冲击力的，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著作(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文学史著作(米勒的《性别政治》)入手。
女权主义更多地是通过媒介覆盖面和诸如小型觉悟提高组之类的个人接触赢得了妇女们，而不是通过全国妇女组织之类的大型机构。妇女们寻求并实现了对自己身体更自主的支配以及摆脱屈辱角色和陈规老套的自由。堕胎权成为女权主义者和宗教保守派之间激烈争执的一个领域，已婚妇女提早进入工作行列使学前儿童的日间照管成了紧迫的经济问题。甚至当女权主义在政治意义上陷入困顿，在争取平权修正案正式批准的运动中也遭挫折，其文化影响却蔓延开来。多亏大众传媒，女权主义触动了许多不参加任何组织、很可能也不自许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的敏感神经。这正是许多六十年代价值观渗入主流的方式。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远比任何形式的利他主义更与个人成长的理想显得气味相投。里根政府的自由市场信念使自我奋斗合法化，甚至使之成了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的事物。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在一个富于经济品性的时代迷失了政治方向，转化为七十年代洋洋自得的“唯我”的一代和八十年代野心勃勃、专注自我的年轻专业人员。不管他们的起薪是多少、生活是如何盘算周密，这些青年人依然是他们所降生的六十年代的孩子。嗞嗞冒汽的可乐代替了烟雾腾腾的大麻烟卷，慢跑运动和参加健身俱乐部代替了混迹于嬉皮士群居村，在华尔街寻找黄金梦而不是在佛蒙特乡野探求理想国，他们令人费解地与似乎已遭到他们讽刺嘲弄的六十年代价值观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追求当下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六十年代价值观和态度最忠诚的传承者莫过于六十年代人本身。在《伊甸园之门》结尾处我预言道：“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的，因为虽曾如此吵闹张扬，他们并未充分畅所欲言。那在异常年轻时共同地和个别地赢得了集体盛名的一代人尚待留下独立的、个人化的影响……大部分人消失在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家庭、行会和职业中。”在为1968年4月接管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罢课学生举行的二十周年联欢会上，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之中有这么多人仍以某种方式对昔日理想保持着真诚。他们的头发比过去短了，但没人穿西装打领带。他们很晚才生儿育女——并且把孩子们都带来了。一些曾以英勇无畏之姿迈向新社会的人事先恐怕万万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进入核心家庭。
在潇洒自如、不拘礼节的举止之下，他们似乎被一种情绪所感动，即他们是特殊的，因为无论多么短暂，他们曾扮演过历史性的角色。没有曾标志着老左派步入中年的那种戏剧性反转的迹象。这些激进分子中极少有人依然活跃于政坛，但许多人已成为关心社会的作家、编辑、教师、电影制片人或工会组织者，并将昔日信奉的宗旨贯彻到新的职业生涯中。另一些人则主张局部行动主义，在学校董事会或社区委员会中担任职位，组织各种运动来阻止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空地的开发建设。极少数人似乎只是一味抨击痛斥金钱!全然不顾里根时代的繁荣期伦理。显然，一些共同的责任感会继续决定他们未来生活的方向。
随着这一代人开始占据权威地位，他们的理想使社会制度、风俗惯例和个人生活大为改观。对新保守派辩论家而言，这些六十年代人是一种防不胜防、难于拒绝的九头蛇怪，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尖，歪曲美国价值观，用他们的政治议程使教育制度误入歧途，拆美国资本主义的台，挖我们充当世界警察欲的墙脚。在新保守派辩论家看来，新左派和反文化的消亡只不过掩饰了一种隐蔽的胜利，一种伺机作恶、暗中为害的同化作用不仅潜入大学和其它文化机构，也潜入了美国人的心灵。正如许多夸大其词的说法，这一红色恐怖的最新版本还是包含了些许真实。
任何对五十年代默不作声的顺从记忆犹存的人都会敏锐地觉察六十年代态度和新一代的来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新闻界、大学、广告、电影工业，甚至于教会和国会。在诸如核战争、新式武器系统、中美洲武装干涉之类问题上——这类晚起越战和冷战幽灵的问题——新闻界一再提出以前绝不会深究的、放肆无礼的问题。同时，教会不断在事关良心的问题上大胆发言并组织起来，帮助国会建立抵抗行政分支机构的决心。整个八十年代，尽管有来自一位更为保守的教皇的强大压力，教会仍坚持站在为人权、土地改革、拉美民主摇旗呐喊的最前列。
与此同时，大学，这个许多六十年代激进分子在其中找到合适归宿的地方，成了不同政见的中心，也成了标新立异的、间或板起新正统主义面孔的学术中心。社会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兴旺繁荣，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学和文学理论之类新领域也生机勃勃。与为宽容、多样性、平等和非暴力等遭到忽视的西方价值观而热情呼吁的六十年代激进分子不同，学院激进分子绝少公正地对待把他们教养成人的书籍和培育滋生了他们那种异议的深厚传统。他们证明了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何等轻易地被自身的制度化所背叛。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在他为此类理论激进主义而作的悼词中所言：“一面捍卫人权一面解构人道思想而不导致自相矛盾，这是不可能的。”
像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这类牵涉到大规模官方欺诈和滥用职权的重大丑闻，有助于使形成于越战期间的怀疑主义精神保持活力。在中美洲问题上整整八年的爱国主义滔滔雄辩，非但没有消除“越战综合症”，反倒证明了，除非生死攸关的利益遭受严重威胁，否则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类冒险心存疑虑。甚至里根也无法总是打反共牌，亦无力恢复一种对美国德性不加质疑的信念。国会抵制向尼加拉瓜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的强烈程度显示了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发生了何等深刻的转变。国会亦不容许美国政府无视萨尔瓦多、智利或危地马拉的官方暴行。关于是否批准海湾战争的那场令人难忘的国会辩论中，历历在目的越战记忆始终萦绕不去，表明了何以连国会中的保守人士对未加约束的行政当局和无止境的军事干涉也变得警惕起来。这种谨慎将在速战速决、轻而易举的胜利所致的欣快症中被抛诸脑后。海湾战争开始后，指挥战争的将领和反对战争的抗议者都联想到了越战。冲突结束后总统在一次次的讲话中也是如此。他的主旨很简单，只是有那么点一厢情愿：“越战的魅影已葬身于阿拉伯荒漠的黄沙之中。”多亏苏联解体，尽管国内问题日趋恶化，美国还是成了所向无敌的超级大国，世界各地局部冲突的仲裁者。唯有时间能证明海湾战争的胜利是否会导致进一步的干涉，或许还有新一轮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