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乌托邦之后
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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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降，自由主义在国内问题上一直处于防御姿态。在此问题上，里根的总统直属机构把政治舞台改造得面目皆非，构想欠妥的税收削减，巨额预算赤字以及飞涨的军事开支使新的社会计划化为泡影。与此相反，正如凯文.菲利浦在《贫富政治》中论证的，右派完成了一场对富人有利的、意义重大的收入再分配。1986年的税收“改革”，在堵塞了某些漏洞的同时，破坏了循序渐进的税收的关键性公允原则。自由主义者在例如法官任命等问题上的历次大战，是为制止倒退而不是为取得新进展而战。
当激进主义者变得学究气十足、自由主义者陷于一片混乱，保守知识分子受到公司财团慷慨赠与和一种极富接受能力的政治气候的鼓励，发展出一种“民主资本主义”的全面幻象，以此作为社会和经济的驱动力量。“于是，具有讽刺意味地”，查理德.弗莱克斯在《创造历史》中写道，“左派，原先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直言不讳、立场鲜明的意识形态流派，如今根据多元利益集团政治的规则效力于讲求实际、鸡零狗碎的时尚。而右派则表现为道德和空想的力量。”马克思过时了，亚当.斯密风头正健，世界忽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由与富裕的魔钥梦寐以求。东欧从共产主义阵营中逃离提高了这种狂热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信心，但同时也消解了使它得以成形的凝聚力，即反共和反苏联军事威胁。
当然，“多元利益集团政治”对于美国左派实在没有什么新奇感可言，它是率先创造了现代自由同盟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产物。但在大萧条时期，它与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对公共利益的积极追求结合在一起。新政利用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以此改善自然环境，并以艺术规划培养对美国文化的归属认同感。新左派既非真正的“意识形态流派”，而且连一股初具规模的道德力量都算不上，他们擅长抗议和抵制，在社会问题上却缺少独到的建设精神。这有助于解释新左派何以走向覆灭，因为当下的目标达到之后抗议运动必然衰落退潮，正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写：“不含物质利益的道德激情几乎永远不足以促使大批男女做出名垂史册的行动。”
新左派本可以为停止战争和结束歧视而努力，但当沃伦执掌的最高法院戏剧性地扩大个人权利的范围时，却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促使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社会规划得以通过。新左派发端时是一场有现实目标又有梦想目标的运动，自由进程和社区组织项目表明了这一点。但战争和黑人权力运动将道德见证和局部行动主义变成了抗议，最后变成了狂暴盛怒；这使新左派脱离了政治舞台并确保了它最终的灭亡。
忽略不计这种政治上的失败，许多如今我们给予妇女、同性恋者和黑人的基本权利属于六十年代的遗赠，对此，保守的政府可以加以阻挠却无法彻底逆转。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八十年代早期和平运动造成的冲击，更适用于如今已成政治场景中固定组成部分的环保运动。尽管基要主义者对六十年代新自由强烈抵制，里根政府在推行其社会事务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打击色情作品、堕胎合法化和政教分离等。尽管身处爱滋病传染猖獗的时代，美国人似乎并不愿意让他们在六十年代赢得的性自由、特别是自我表达的自由倒退回陈规旧习。爱滋病的威胁反倒给关于性的公众讨论带来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坦率直露，甚至对孩子们也不加避讳，虽然性本身忽然变得更加危险了，但老一套的虚伪矫饰和压抑约束看来已成为过去。
时光的流逝使我们能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六十年代的事件。对妇女平等的逐步接受，性道德松弛，离婚率的上升，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改变，与大量税后收入携手成长的、独立的青年文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及其影响，技术与大众传媒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一切趋势都可以在更早的时期如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找到出处。六十年代，此类发展采取了激烈醒目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但它们乃是深藏于战后年代保守主义之下的广阔社会变迁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当然有其阴暗的一面，没人会对战争导致的流血事件和社会冲突产生怀旧之情——也没人会留恋聚居区的暴力，不管它是孕育着新希望还是根本就毫无希望。无人会为那一时代煽动性豪言壮语落泪，或为某些激进学生的自以为是所打动。迄今为止，这些激进学生极少做过严肃认真的反省。在哥大联欢会上，马克.拉德追述了这使伙伴们送命或入狱的、最终蜕变为狂怒和暴力的衰落，他断言道：“我们彻底脱离了现实。如今我认为是越战逼得大家发了疯。”但除了将他的激进主义归咎于其犹太出身，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没有任何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过深入反思的表示。可以理解，他已在自己往昔的戏剧性经历中倾注太多、沉溺太深。过分简单化的电视系列片《理解六十年代》(1990)虽有一些珍贵的镜头段落和上乘的访谈，却同样将六十年代参与者自诩为崇高、理想主义、乐天一代的说法奉为神圣，这再次证明了口传历史并非历史。
那个时代的天真幼稚如今看来简直让人揪心，然而不知为什么，这方面一直是六十年代最令人神往的特征之一。尽管这种天真幼稚有时带来毒品和暴力，带来性乱和道德自满，但它也养育了一种将永远超越其时代的共享和平等的理想。1988年我女儿刚进大学时，像其他新生一样佩戴了一枚徽章，上书“绝望地紧抱乌托邦幻想”。至少对于她们那一代而言，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正确的平衡。惟其荒谬，所以我信。如今，“自由市场”在富于讽刺意味的倒退反转中恰恰变成这种乌托邦幻想，变成了世界各地人们孤注一掷的法宝。
乌托邦空想家们不仅表达了一种幻觉，若干希望，而是勾勒出前路遥遥的目标，留待更为现实的人们去完成。与对斯大林抱有固执幻想的老左派不同，新左派和反文化极少给人们带来伤害——只是有时自我伤害。比起后来年代里盛行的可卡因、强效纯可卡因、海洛因和烈酒，就连六十年代的毒品(基本上是大麻和迷幻剂)也显得相当温和。如今，黄砖路不再通往天堂，而是直达地狱，甚至都不曾用好意稍加遮掩，这条路的险恶一望而知。
译者按：本文为迪克斯坦1989年的新作，收于企鹅公司1989年新版《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版《伊甸园之门》根据基础图书公司1977年版译出，未收此文)
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学者。主要著作有《伊甸园之门》等。
沙湄，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有译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