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乌托邦之后
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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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湄 译
六十年代的一个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那十载春秋直至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与我们同在，通过写作与之相关的书籍，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在想象中再度经历青春；他们那些保守的反对者，那些因飞黄腾达而变得乏味乖张的人，则永远不厌其烦地将六十年代引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正如每次银行倒闭或赎取抵押品权利之取消都让人们想到大萧条时期，任何社会激进主义、反战抗议或性放纵的迹象都会唤起对六十年代的记忆。尽管那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属于另一世界——属于一场拖了很久但结局糟糕的闹哄哄的宴会——六十年代仍不失为一个可触及的神话，一串熠熠生辉的回忆，一个所有社会争论开始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也是广泛地弥漫遍及于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价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六十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这一切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何以六十年代对我们持续影响至今?
近年出版的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主要论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方面——越南战争，学生激进运动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血腥骚乱，暗杀，街头示威，以及大学校园暴动。我自己在《伊甸园之门》(1977)中的方法则有不同。在并未忽视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谁能对此视而不见呢?——我着重强调了生活的变化，强调了那个时代迁移变幻的感受和道德风气。反战示威在里根和布什时代周期性的死而复生显示了六十年代遗产的一个方面，一套对政治的习惯性反应方式和一个抗议策略的武库。但在情感和道德观念中爆发的革命才最是六十年代价值观确证了自身的不朽之处。六十年代绝不仅仅是年青人长发蓬蓬游荡于街头的时代；它也是许多人蓦然回首审视自身生活的时代，其后果至今仍可感知。
情感风貌的这种变化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式到头来证明是转瞬即逝的，那种逐渐形成的政治态度则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自毁于芝加哥街头，当麦克高文(Mc Govern)的竞选活动被尼克松压倒优势的胜利彻底击溃，当战争和征兵的结束削弱了大规模抗议的基础，作为一个全国性运动团体的六十年代左派也就走到穷途末路。只有当诸如核武器、种族隔离、中美洲问题、或(更为夹缠不清的)波斯湾战争之类争端引起紧张的激烈情绪和道德义愤时，那些战术手法才得以重演。六十年代留给后人的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指向军事和政治领导者的一种深刻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环境问题、官方谎言和腐败、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等问题上。
然而，摇摆不定的事态戏剧性地发生转变：随着经济问题在七十年代早期变得日趋紧迫，保守反动势力开始高涨，其中包括一场中产阶级的税收起义，并有罗纳德·里根跳将出来充当其代言人和受惠者。更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宗教、家庭、爱国主义——占据了显要地位，许多美国人在当时嘉年华会般的动荡不安中畏缩退却。
在文化意义上六十年代似乎也气数已尽，许多领袖人物感到那个时代难以为继。风格迥异的作家如艾伦.金斯堡等并未在七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更安静、更“正常”的氛围中蓬勃成长。曾经熔铸结晶出一个时代的感觉能力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和黑色幽默，仅以悄无声息的边缘方式与后来的时期毗连。一些政治艺术开始显得陈腐背时、过于激烈，而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典型代表的名流冷性文化却绵延不绝，六十年代的那一部分永远都会有源源不断的销路。
对于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和演艺界人士，毒品和烈酒是主要的职业性的危险之源。自我毁灭的人物如杰克.凯鲁亚克等把自己消耗得油尽灯枯。对另一些人而言，自然进程导致了其消亡：前辈的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例如保罗.古德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费尽了唇焦舌敝的教导并从舞台上消失无踪。其余的如蒂摩西.利亚瑞之流则沦为职业小丑，将他们那哗众取宠的把戏搞成了表演业。鲁宾和汤姆.黑顿等辈乘着名气与野心之舟直奔主流，激进的喜剧式人物如艾比.霍夫曼和狂热分子如马克.拉德则被迫转入地下。
在作家群落中，或许生命力最强的幸存者是那些在较早年代中定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只是简单地将时代场景的变换和个人生活的沉浮跌宕当作其原始主题。如菲利浦.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这类对文化变迁始终警醒的观察家也能够适应一种激进主义已是明日黄花、政治义务靠边站、时尚与消费成为原动力的氛围。那些在五十年代已经成熟的人们更容易适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六十年代，极少有作家和制片人能够很好处理当时人们为之焦虑震撼的对时局的关切。很久之后，姗姗来迟的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泛滥成灾，包括虽有简单化之嫌但雄浑有力的作品如《现代启示录》、《野战排》和《生于七月四日》，这表明了公众想象力最终能够忍受我们的全民性创伤。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天才作家得以拥有一种直接与那一时代的混乱回应共振的风格，如梅勒和沃尔夫等。
然而，即使当六十年代分崩离析时梅勒和沃尔夫仍富于创造力地继续维持生机，这也仅仅是通过求助于截然不同的主题才得以实现。梅勒求助于《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中美国腹地骇人的阴郁荒凉和枯燥乏味，这部作品以一种与他惯常的第一人称巴洛克文体风马牛不相及的纪实风格写成；沃尔夫则转入对太空计划故作惊人之语的描述(《正确之事》，The Right Stuff)和取材于郊区生活的讽刺兮兮的报告文学(《时髦摆饰的焚烧堆》，The Bonfire of Vanities)，其中描绘了刑事司法体制和传媒对生活方式豪华时髦、血统纯正高尚的中层白人是何等的不公平。尽管其作品极具可读性，沃尔夫仍是一名乔装成小说家的新闻记者。他的强项是：具体细节的了如指掌；太空计划的操作和人事方面的内情，城市丛林中从上到下的社会性的纷繁难懂之处。加上他那保守的政治主张，与主题保持距离的花花公子式的冷漠超然，在金钱、阶级、文化时尚方面能说会道、油腔滑调的吸引力，这一切使沃尔夫成为唯一一位能在里根时代左右逢源的六十年代作家——正如安迪.沃霍尔，这一成就愈发表明了他的局限。
六十年代是一个在艺术中进行狂乱恣肆而往往短命的实验的时期，映射出日常生活的动荡不安：从意识流和偶发艺术到后现代小说和迷幻摇滚歌词。起初，这场音响与意象的狂欢节的副作用招致了其对立物的出现——雷蒙德.卡弗那莫名其妙地产生效应的低调节制的蓝领现实主义，使人联想到海明威，以及卡弗的年轻仰慕者们时髦雅致的极简抽象艺术；迪斯科时代圆润悦耳的通俗音乐风格和七十年代以机械方式批量生产的摇滚乐；由照像写实主义肇始的肖像绘画的复兴，其特征是平板单薄、如美术明信片般的对庸凡生活的抽象。这种摇摆不定之感以一种向保守风格的表面上的回归为标志，试图遮蔽六十年代在艺术中造成的真正冲击，这一冲击注定使杂乱无章的兼收并蓄主义和再无单一风格能够一统天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决堤而出。这对于某些艺术家是解脱，对于许多批评家是堪为忧虑的，但是对于文化企业家，特别是艺术贩子，它变成了赚上一笔的大好机会。
幸亏有对文化新花样的难填欲壑，先锋派成了不错的行当，既有利可图又名声显赫，既时髦风雅又严肃不苟。当文化与金钱日益盘根错节地胶着在一起；当公司财团成为博物馆、艺术节和公共电视广播业的实力雄厚并且往往是好管闲事的扶持者；当兴旺发达的艺术市场实质上成为兴旺发达的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衍生物；作为一股破除旧有传统信仰和反对的力量的先锋派开始丧失其意义。在这一方面和许多其它方面，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对六十年代的拙劣模仿，使其成为可能的正是六十年代热衷于实验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