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当代文化的危机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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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迄今为止的许多人类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统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价值为其行为签名放行，但是据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寻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动摇，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商品生产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难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从恩师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得到提示，为走出绝境指出了一条绝对大胆的途径：忘掉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清规戒律，承认上帝——或上层建筑——已经死了，至于自己的价值，就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就在那个无限增殖的冲突和主宰之网上，尼采名之曰权力意志。这种策略指望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的行为矛盾——事实和价值、修辞和现实、实际行为和口头言说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根源。但是这样做的确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付出太大的代价，要求它忘记文化不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这一矛盾几乎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法人身份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共同历史被简化为永远现时的消费欲望，他们就不再像有责任心的公民那样行事。所以，必须用传统工业或宗主国战争的形式综合制造那种法人身份意识。如果允许推倒和击碎一切的商品形式侵入教育领域，就需要更大声地坚持基本原则，既定规范，不变标准。越是将媒体商品化，就越发觉得需要诗歌为尼尔逊勋爵说些琅琅上口的漂亮话。越是剥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就越会想到保存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在所有这些方面，无政府和专制制度、金钱和形上学、交换价值和绝对价值，都既是陌生人又是亲兄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如胶似漆的密友。同样，曾经和抽空社会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政治形式串通一气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自己促成的社会惨相面前露出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的样子，为绝对价值的丧失而悲痛不已。当然，如果他们能够跨过教会执事常有的怀疑主义而终于对洗礼盘之类的东西确信不疑的话，或许会帮助他们追求到绝对价值。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不管私下里多么想做但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必须凑合着用那个宗教的代用品，即常说的文化。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越来越难以胜任它那一贯的调和作用，而这个社会的英国文学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调和作用为基础。理由很明显，只要这种文化观念力图调解的是物质性的矛盾冲突，如战争、阶级斗争、社会不公等，那么作为调和尘世纷争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会有一点微弱的说服力。但是，一旦这些争执也成了文化的东西，调和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弭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传统的文化概念不啻于听到了一个噩耗，占据过去几十年主要政治议程的少数民族、性别、革命民族主义等矛盾冲突现在成了一些语言、价值、身份以及经验的问题。这些政治思潮认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强，赞赏或弹压，确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尽情挥舞的无敌剑，要么是受到唾弃的强横之物，要么把它作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对它坚决抵制，认为它顶多只会说你没文化，以前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文化。这一切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文化不仅被认为与权力没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权力的对头。在雪莱和丁尼生之间的某个地方，重新设定了诗与政治、审美与制度的互相对立，前者的亲切感化的深刻与后者的令人讨厌的抽象是直觉地相对立的。就是说，构建文学的理论方法是相互抵触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论战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特色和大陆特性、抒情的邓恩和革命的弥尔顿、感性直觉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胜利了。这种彻底异化的书写理论在当时随时准备向理论对头开火，因为理论就像所有这类对立面一样，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权，但是这种书写理论现在却成了人类心灵自发的一种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评家在颠覆这一系统，而是这一系统的守护人。正像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说过的那样，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道瓦尔特.本雅明补充说，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车，而是一次紧急制动。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价值都成了疑问，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坚实的东西化成空气或肥皂剧。但是资本主义难以承受这样的根本性革命所带来的焦虑感、怀旧感和灭绝感，需要某种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呵护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这是符合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马修.阿诺多期盼的文化，而且活灵活现地羞辱了阿诺多为文化确定的前提。接着，后现代主义把这种矛盾简单地颠倒过来，企图用异质性来拆解该文化系统形而上和独白的方面。这种毛糙的理论使商品形式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名义之下轻松地获得了签字。其实，这种理论比任何精英主义都更加盛气凌人，比任何学院派头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负责任地为市场制度呐喊助兴，但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市场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从全球看，市场引来战争，把世界变成了大厨房。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激进主义”使一切反动都瘫痪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动，这就叫相克相生的辩证法。激起反动的并非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因为离开十步远，那东西就认不出来了。认为受到侵蚀的文化标准激起了反动，这种现象在语言中尤为明显，这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转而注视政治风雨的又一个原因。“语言是法西斯主义者，”罗兰.巴特说了许多诸如此类夸张过火的话，但也因此可爱。这话虽然有点儿离谱，但语言的纯洁性的的确确是那些骨子里怀着法西斯幻想的妄想狂和病理学患者的最后避难所。他们觉得自己促成的这个多语社会秩序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人的本根属性，只有诗歌或背叛才会削弱这个本根。
当然，推想中的文化标准的衰落至少可以上溯到塞缪尔.约翰逊时代，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出埃及记》时代。亚述人无疑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注意力不够长久而忧心忡忡，腓尼基人则因为那些可怜的拼音文字而辗转反侧。有人以反精英主义的时髦名义对确凿可鉴的文化的衰败视而不见，我以为不应该任由这些人去胡闹；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并没有单一的指标可以显示文化的繁荣或衰败。但现政府认为英国文学研究在学校里开展不够，这是十足的机械主义的理解，在这种理解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弥补方案可能严重破坏学生的道德进步和社会能力。如果政府继续推行这些唯利是图、不辨是非的计划，将会产生出一代语法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头脑的孩子。根据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所恪守的意识形态，语言的本质不外乎就是让人开口说话，诗歌就是琅琅上口的爱国主义，而英国文学就是语义的巨石阵。(4)人们不禁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英文教学事务完全交给国家托拉斯去管。语法和拼写当然属于社会交际的物质基础，我觉得英国的学校老师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是，要求具备语法和拼写能力是一回事，对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以及工人阶级的言语形式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敌意只会使已经有遗弃感的孩子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官僚们都害怕创造性，所以政府总想对探索性强的课程严加防范，集中领导。如果让他们的企图得逞，我们的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他们那种苍白呆板、沉闷乏味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