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当代文化的危机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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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英国文学研究是与所谓的大众文化同时出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抗击大众文化。但是还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我们把如今的解构主义看作谈论文本的一种特殊方式；可是，当初英国学术界看到的曙光乍露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实实在在是一种解构主义。它是尝试着刻写在既成学术建制心脏的某种他性，既是阶级的他性也是性别的他性。当时，在遍布全国校园之外的各种学习班里，英文是深受普通男男女女们喜欢的一门课程。由于盎格鲁—撤克逊的大学教授们很难把所有这些人尽收在他们的教室里(我相信这个缺陷今天已经弥补起来了)，这些人很难找到老师。所以大学开始设置英文课，不过，反对开设英文课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从性别看，女性在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校里占三分之二，剑桥英文系就是由现代语言学校发展而来的，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六十九个女生，只有十八个男生。英文显然成了一个有问题的科目，是一门两性畸形、女人腔的课程，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是科目不明的学科，太轻松随意了，无法予以得当的考核鉴定。这门显示出很大性别倾向的学科刚刚赢得一点儿尊重，就立即被弹压下去了，制度暴力也许对这门非课程的课程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剑桥大学用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朗语言重铸了这项本来是解构的和女性化的危险工程，这是一种肌肉发达有力、道德成熟、具有生殖中心充实感的语言，这一切都可以在现代英国文学经典中真正病理学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作家那里找到例证，因为经过这么一番筛选之后，他们再也不那么委靡不振了。只是最近几十年里，被压抑的文学才开始反攻倒算——就是说，我们开始注意这样的事实：如果说文学有一个关注的中心，这中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道德，而是幻想和欲望，浪漫主义理想的止痛膏再也不能遏止这些危险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就没有远离男性统治的语言。研究英国诗歌史的第一人托马斯.沃顿对这一点自有理解，他想把欲望脚本即我们所称的哥特文学从对古典主义的顶礼膜拜中解救出来；他的努力带有启蒙的意思。
就在别人忙着写电影剧本或科幻小说教程或探讨康德和克里斯蒂娃的时候，牛津人却在慎之又慎地反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的必修课问题。当然，这种迟来之思不是没有其历史原因的，就是说，牛津长期以来，不仅是前理论的，而且是前批评的。连利维斯都不得要领，更不用说德里达了。至少从我二十多年前由利维斯思想盛行的剑桥来到这里以来所浏览到的情况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有些左派可能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胆行动包含着俗滥的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而把它更为激进的方面打压下去，我不是那种人。亡羊也可以补牢，我想提一些补牢的方法。首先，不要把女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中世纪威尔士文学研究放在等同位置，这种幻想毫无用处。如果没有把文学作品置于欲望的多维环境之中，如果没有悉心研究性别权力的运动及其无意识情况，那么，我们就不用自诩什么关注书页上的词语。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仅只成了对文学写作的系统思考。目前很有一帮异想天开、乖张反常的家伙，他们只想知道阅读的时候读到什么，与那些不反常且很正派的敬畏上帝的良民恰成反面，良民们无需为这些事情多操心。如果把这种系统的思考纯粹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学生无需接受有关专业方法和历史的基本强化训练，那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幸亏医务人员和航空工程师不学我们的样子。牛津的英文专业以其重历史的治学方法而自豪，这种方法通常就是用繁杂玄妙的冗辞赘语编写文学史。但是艺术作品并不是由前面的艺术作品产生出来的。前后艺术作品的承继关系是非常含糊的，它们往往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一样，想方设法不认父母，即物质的历史。把这些作品放在产生和接受它们的物质条件中去研究：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朋友和同志雷蒙德.威廉斯所讲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意思，这将是针对唯心主义沉疴的一付很有价值的良药，这里英文系的做事方式已经打上了深重的唯心主义印记。
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研究哪些作品呢?我以为，不研究英国文学，而是研究英语写作，这两件事情大不一样。如今的英语没有家，没有中心，而我们的教学大纲却令人失望地没有反映这一事实，到了多佛港那儿就裹足不前了。中心难以为继，就是说，把新殖民的异域花边补缀在宗主国作品之上，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恐怕不得不从本根开始反思，我们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已经那样做了。现在的文学涉及电影、电视、录像以及新闻等广大范围，无法想象这种语境之中的文学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够分毫不差地表示它曾经表示的东西，它的崇高地位能够丝毫不受已经改变的文化环境的沾染。这并不是说，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加区别地一律放行，也不是说它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激进的东西。堆满英文系的博士论文更多的是写《邻居》而不是纳什，这种情况可能正说明我们成功地害了英文。为什么不研究通俗文化呢?因为它没有价值?可是实际上，即使按照划分经典作品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以电影为主的通俗文化领域的许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许还可以补充说，有些作品可以划入经典之列。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反对与审美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关系甚大。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想法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下次教师董事会可能通过这些动议吗?(我很高兴地说，经过二十三年的考察期之后，我终于获准进入了教师董事会)实施这些动议需要大量精力，精力有的是。当然，大量精力都投入所谓的博士论文里，造成对时间和精力的不正常的误用。这赌注下得太大了。就文化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时刻，病毒性的人文主义时刻威胁着文明。这种斗志昂扬的意识形态以文雅得体、理智稳健、充分个性和完全独特等名义，竭尽全力地播撒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对最有力地决定着普通生活的因素却一概视而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似乎不适用于女人、劳动人民以及有色人种的男男女女。仅靠几次教师董事会不足以撵走这种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知识界操劳的事情了。
十九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英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差，但是有写诗的天赋。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简单化的对立竟然可以高度概括我们的社会史和学术史。我们能感觉，但不会思考，或者说，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力图对整个生活形式提出批判质疑的思想方式。在英国，与诗相对的不是散文，而是雅各宾激进思想。如果说有些人觉得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像个矛盾语，那是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文学可以代替系统的追问，而不是被系统地追问的对象。总是有人敦促修习文学的学生避开抽象，注意个别(我本来想说“具体”，但那是剑桥人的用词，牛津人不用这个词)，似乎一旦粗暴地剥去提供不少信息的文化语境之后，这个可怜巴巴的个别之物就不是最干瘪的抽象之物了。不妨再来一次老生常谈吧，关于文学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伤痕的反应，在民族的政治无意识中，这伤痕仍然活着，动着，英国文学批评一直与它进行着魂牵梦萦、没完没了的对话。英国文学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和那个任性的雅各宾主义的孩子即我们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出生的。文学批评竟然登上了英国文化的前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经院学科自动放弃了它们的学术责任。因为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幸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如果这种思考求索不喜欢干巴巴的技术哲学或沉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会移置到知识准备还欠充分的批评上来。因此，文化理论(我至少用两个词来称这种批评)被认为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它试图从文学领域内部着手解决认知学科几乎完全推在一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具有科学严谨性。因此，文化理论是双重描绘的产物：一方面，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明显地把这些问题简化成纯粹的伪问题或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道学家把这些问题移置为只有批评才会以反动的方式提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