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当代文化的危机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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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良 译
这座现代学院就叫作圣凯瑟琳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Wadham)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即贫困化的现在用神圣过去的诱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来；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批评语言的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上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C.S.刘易斯和E.M.W.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Beano Annual)取代《贝奥沃夫》(Beowulf)，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凝聚一个民族的除了文化还能是什么呢?不会是地理，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香港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你仍然可以是英国人。也不会是政治的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阶级合作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阶级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随随便便地横穿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除了这些因素，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
凡此种种，无不与英国文学研究有关。亚瑟.奎勒—卡奇深知这一点，1916年他在剑桥大学讲过这样的话：“在座的人年龄还小，没有几个会记得弗里曼的《诺曼人的征服》(Norman Conquest)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对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早期或八十年代晚期，这些著作好像拨开了云雾，让我们从文学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光辉地位。”(1)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焦虑，担心自己原来是个杂种民族。如果想得到这样一份响当当的遗产，就会情不自禁地把现代英国文学研究朝后推向盎格鲁—撤克逊时代，那时候还有粗犷的大丈夫生机。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希望像从前那样茹毛饮血、充满“生机”吗?以前有一个反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人曾经在牛津说：“英国学派会成长起来，但不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人文学科中汲取语言的养份，应该从茹毛饮血时期的哥特人和盎格鲁—撤克逊人中汲取养份。我们要把文艺复兴倒转过来。”(2)“种族性”并不是通过综合技术才进入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它一开始就占据着根本的位置。英国文学研究肇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当时已经显示出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种学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比较语文学，在语言中寻找种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规律。所谓的古英语成了今日牛津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要求对古英语的实际意义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是我们父辈们的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结果。牛津大学的瓦尔特.雷利爵士曾经非常客气地说：“我想率领百名教授的一队人马向一百名德国佬的教授发起挑战。他们的死对人类有好处。”(3)人道主义成了他后来治学的看家标记。应该说，雷利比他的大部分同仁开明许多。
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国文学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语文牍在(爱尔兰的)克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区畅行无阻，不过，这种信心十足的霸权也包含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因为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研究所持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发现蕴藏丰富的民族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英语体验方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当然，你们可以用“英联邦文学”这类荒谬的东西竭力关照所有这些作品。“第三世界研究”是“英联邦文学”的更精密的理论变种，如今已经不再那么精确。人的话语现在明显处于多元状态，而且由于人的定义本来要求人具有单一的本质，所以这种多元状况实际上愈发让人难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卒子们所追求的奥秘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进行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这在一定程度是一种语话移置，令人沮丧地表征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我们经受的危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危机。学术圈外的人士根本不会搭理我们谈论的是能指还是象征，是编码还是惯例；文学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上议院里的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制度既需要这样的文学观念，又使它聚讼纷纭。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也因此亲近了抽象的政治统一性的那个客观对应物，我们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国家公民共享此物。说到这里，我想附带坦白一句，我也相信共同人性，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把人性看作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观点相异的那些人来说，当前对这种文学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示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如果连唯物主义者的脏手也能抓住价值，那么，这场游戏肯定没戏了。无疑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上展开了一场像病毒一样可怕的混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文明的死亡。这场争斗的关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反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进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论依据。这个问题比讨论我们对《马尔顿之战》(The Battle of Maldon)的反应到底是快感还是无聊要严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