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蒋介石之死
作者：张执浩
字体： 【大 中 小】
那个人的表演天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群众发现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个人是我们的数学教师。事实上，他总共给我们上了不足十节课，确切地说，是九节半课，因为在剩下的半节课里他被工宣队叫出去了。在剩下的半节课里，我们趴在各自的课桌上埋头写着“小字报”，下堂课语文老师马大哈要收这份作业，他已经声明在先：谁要是没写，就得在全班做检讨。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对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那时，我们学校的每一面外墙壁上都被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贴满了，我们的小字报只能贴在室内的墙壁上。如果你初来乍到，你肯定会误以为我们这所乡村小学是一座纸糊的房屋。的确是纸房子。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座纸房子里，成天在纸面上胡涂乱抹。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马大哈站在教室门口对数学老师点点头，俯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人回到讲台前收拾了一下教本，愁容满面地走了出去。马大哈站在门口说道，蒋老师有事，你们用剩下的时间写小字报吧，下一节课我要收……
蒋老师从此便再也没有返回我们的讲台。而我们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小字报也没有收上去，因为那天的语文课也没有上成，学校领导让马大哈带我们去后山坡上砍松枝，布置演出会场。会场设置在操场上，一座高高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挂着一条宽大的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几个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两旁的廊柱上分别悬垂着几条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班的任务是用松枝将会场背面和两侧扎起来，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屏障，这样，看上去很有些像那么回事了。我们有布置会场的经验，干起来得心应手。在马大哈的指挥下，没费多少力气，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我们问道，马老师，是谁来演出啊?马大哈回答，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得保密，晚上都要来看，这可是政治任务啊。我们当然会来看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劳动，而且我们从来就不愿错过任何看演出的机会，凡是在这里举行的所有会议、演出和露天电影，我们一场也不曾拉下过。我们有百看不厌的决心和信念。
果然，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精彩。可以说，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么成功的话剧。多年过去了，我对话剧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从技术上来讲，这场话剧存在着艺术上粗糙之嫌，然而能像那天晚上那样扣人心弦，让观众感到身临其境的演出，我再也没有见过。尤其是那位蒋介石的扮演者非常具有感染力，阴鸷，狡诈，老谋深算的样子，令人过目难忘。可以说，后来我对蒋介石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那个晚上的印象之上的。在此之前，我从黑白电影中看见过蒋介石；在此之后，我从历史图片上了解过蒋介石。然而，真正让我铭记于心的，却是那天晚上的那个蒋介石。我曾想过，如果那个人至今仍然活着，那么，后来所有的扮演蒋介石的人将集体失业，包括获得过什么金鸡、百花奖的孙飞虎，也照样黯然失色。
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蒋碧文。
1999年春天，我的小学同学蒋更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流体力学博士文凭后，辗转回到武汉，经多方打听，弄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约我在亚洲大酒店见面。我实在想不起这位与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小学同窗的音容笑貌了，于是我建议他在见面时给我一个提示，譬如像约会的恋人手持一朵玫瑰，或者像接客的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要么像电影里的间谍接头时说两句暗语……算了吧，蒋更生笑道，我保证你一见面就能够认出我来，我就站在酒店门口，就这样吧。
事实证明蒋更生是正确的。那天，我刚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就一眼认出了他，尽管当时他正侧脸望着马路对面，并没有让我看清楚他的五官。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廓突然唤醒了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沉睡多年的另一个人的形象。我们只听说过有人从活人的身上看到了死者的影子，但很少遇到死者将活人唤醒的时刻。无疑，在这一瞥之下，死去的蒋碧文先生把自己的身影陡然投注在了蒋更生的身上。我毫不犹豫地趋身过去，紧紧握住了蒋更生的手。相反，蒋更生费了半天的劲儿才从我身上找到一丝童年伙伴的印痕。他打量着我，上上下下将我看了许久，才说道，倘若是在人群熙攘的街道上，无论如何我是认不出你的。我说，我倒是一眼就认出了你。蒋更生叹了口气，低声说，我知道，你是认出了他。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将他带走的。你知道他的近况吗?我老实回答，不知道，我也有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了。那么，我们一起回去一趟吧。蒋更生征求着我的意见。我说，当然行。
第二天，我们驱车回到了仙女山脚下。凭着儿时的记忆，我们在山坡上寻找着当年埋葬蒋碧文的那捧黄土。我们手持竹棍东捣西戳，拨开一簇簇荆棘、胖婆娘树和狗尾巴草，四处搜寻着，直到黄昏时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为了安慰蒋更生，我说，你看这座仙女山像不像一座坟啊，从远处看，它简直就是一座大坟包。蒋更生说，小时候我们怎么会觉得这座山那么高呢，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分成两队，从左右两侧往山头上赛着攀，谁赢了谁就是解放军，输了则当国民党。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那次你和我分在同一个队，自力被分在另外一个队，结果他们赢了。自力是蒋更生的哥哥，蒋碧文先生的长子，他们兄弟俩是随他们母亲同时离开仙女镇的。在我的记忆里，蒋自力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整个童年时代，他似乎没有与我讲过十句以上的话，也就是说，在我的印象中，蒋家两兄弟的话都是通过弟弟的一张嘴说出来的，即使做哥哥的有反对意见，也是做弟弟的替他表达：我哥哥说怎么怎么的——这是蒋更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习惯语式。想到蒋自力，我问，你哥哥呢，这次他怎么不回来?蒋更生回答，他在加州开了一家画廊，他才不想回来呢，他说他这辈子绝对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蒋更生反问道，你想要他怎样?
眼见天晚，无奈我们只得在山坡上随便抓了一捧黄土，装进了事先蒋更生就准备好的一只盒子里，权且算是蒋碧文先生的骨灰。当我们从山坡上退到山脚下，蒋更生突然双膝一软跪了下来，面对荒凉的山冢，接连磕拜了几个响头……
现在想来，在蒋碧文先生风光无限的那些年里，我只看过他的一场演出。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却接二连三地纷至沓来，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在那场演出之后，蒋老师被工宣队借走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数学课就此停搁了将近一个学期，直到新学期开始，学校才不知从哪里调来一位姓戴的人给我们教数学。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蒋老师被正式调进了县文工团。这个消息是蒋更生带来的。蒋更生说，不久以后，我们全家人都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县城了。他还说，天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宽银幕遮幅式电影，请我父亲饰演蒋介石，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银幕上一睹我父亲的风采了。我们当然对蒋更生的话深信不疑，并真诚地期待着这部电影早日拍摄完成。
整个暑期我们不停地往蒋更生家里跑。每次见到蒋更生，我们就会劈头盖脸地问道：拍好了吗?蒋更生总是回答，快了。蒋更生的母亲是小学的校医，我们喊她刘阿姨，她人长得很漂亮，根本不像是乡村妇女，说话也是轻言细语的，虽然不好懂，但十分悦耳。刘阿姨可能是我们那一带最早的“校医”，尽管她的器具并不特别，也仅仅是那么一只类似于赤脚医生的十字箱，但镇上的人不知为什么都相信她的医术高明，遇到大痛小病总是喜欢往她那里跑，尤其是镇上的男人们更是乐此不疲。所以，每次我们去蒋更生家，他们家里总是人头攒动，一个个喜笑颜开，根本就不像病人。我曾问过蒋更生，他母亲是哪里人。蒋更生把我扯到一边，压低嗓门说：上海。上海什么地方?我继续问。温州，他说。当我再进一步追问温州什么地方时?蒋更生嘀咕道：平阳。我本来还想继续往下问，见到他已经不耐烦了，便停止了追问。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那时我们对于一个人出身的兴趣是多么浓厚啊。我父亲也是从外地下放到仙女镇的，因此当我得知刘阿姨的出身后，我像同志似的拍了拍蒋更生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