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胡雪岩现象与中国三代商人
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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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使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孙中山先生，从来就没有对私人资本寄存什么希望。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富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另一方面，他担心私人资本发达膨胀，会造成贫富严重不均，引起社会革命。基于这种思想，他主张实业应该这样发展：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通通由国家掌握，如银行、铁路、航运、煤铁、水力、矿产、石油等等。剩下那些不太重要、分散且难以垄断的部门，才可以交给私人去经营。这样私人资本才不至于操纵国民生计。孙中山先生将上述原则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国家将负担起引导经济现代化的重任。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南京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不能不受孙中山这些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面对的局面却让人不能乐观，与国防建设最密切的重工业，基本上处于草创时期，国营工业主要是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留下来的破烂摊子，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民间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而且上述工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敌人袭击。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唯有依靠国家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有望建立符合国家需要的重工业基地。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发起并参与此事的是一批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的专家学者，这批人大多本来无意从政，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他们决定出来帮助国民政府共渡难关。这些专家中有胡适、丁文江、王世杰、刘鸿生等人，都是一代名流。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从事国防现状、潜力和资源现状的调查，并负责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当这些调查完成以后，这个委员会于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唯一途径。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很快拟定出来，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三十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为加快建设步伐，这一计划的产生是建立在有外援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外资，尽量利用外国技术”是资源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该说，资源委员会从事国防工业开发这一战略意图值得肯定，它按计划购置的机器，招募培训的人员为以后大后方的工业建设做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南京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在国家资本逐渐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统制政策还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逐渐向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倾斜。政府向民间资本承担了贷款的责任，但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却非常严格。有贷款资格的企业仅限七种：电力、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和冶炼，并且资本须在20万元以上。附加条件是，向四联总处贷款时，四联总处派稽核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这样一来，通过四联总处的工业贷款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小，再后来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民间资本的处境更是每下愈况。
再生的第三代中国新商人
1949年-1957年是一段让当代人难以评说的历史。消灭私营经济是通过政权力量，分成“扶植、利用、限制”与“利用、限制、改造”等几步走完的。经过反右、大跃进，私营经济终于在中国消失了长达二十年之久，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的第三代商人与前两代并无血缘关系。
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多数国营企业日益衰败，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1998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都是有权力而没有市场，一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重新构造政治基础，然后再进行经济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前苏联，它采取的“休克疗法”即这种选择的产物；另一种是让权力进入市场，以此为起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我们中国，好处是社会震荡较小，坏处是贪污腐败盛行。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发生种种关系。以中国私营企业的“红帽子”现象为例来分析这种状况再合适不过。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戴帽子的现象，一是戴洋帽子的企业（假中外合资），二是戴小帽子的企业（将总资产往小里报），三是戴红帽子的企业。其中以戴红帽子的企业最为普遍。据权威部门测算，乡、村、街道一级企业中，约70%属于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分析“红帽子现象”必须从中国社会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入手。私营企业为什么自己投资，还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说穿了其实也简单，主要原因有两点，从地方政府来说，许多政府机构与公有制企业愿意让私营企业挂靠在自己名下，以集体企业等名义登记，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管理费，获得利益，还可以向上报政绩，说自己发展了多少集体经济或乡镇企业等等；从私营企业主来说，是因为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境遇还受长期以来公私观念的影响。为了回避“私有制”的恶名，宁愿花点钱戴顶“红帽子”，这样对外开展业务及办事，用公有制单位的名义更方便一点。就在这种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情况下，戴“红帽子”的企业大量出现。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大量存在，其弊端已日益显露。由于企业性质不明，致使工商行政、税务、标准计量等管理和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更严重的是由于产权不清，留下了许多遗患，产生许多经济纠纷，使集体经济（或私营经济）蒙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说“红帽子”企业只是政府与私人企业的一种奇特关系，那么更直接的则是私营企业主的交友范围。一项有关私营企业主社会关系的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有28.2%任科级以上干部，乡镇负责人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同政府、国营企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因此，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刻意织造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撑体系，其中干部是核心，科技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联系对象。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与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就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有关，而且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密切联系。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例如在经营开发土地、房地产、向银行借贷资金等方面的机会受到种种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还远远没有达到有自我保证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这张社会关系网络，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一些机会和一些社会资源。从表面上来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似乎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发展，但只要仔细深究内幕，就会在其中发现寻租活动的种种痕迹。如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的壮大，固然有赖于企业家们的眼光和勤奋，但更有赖于大量资源的投入。而大量的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等资源，又是怎样聚集到这些民营企业中去的呢？答案是明显的：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拨，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也不是通过市场，因为在目前这种缺乏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上，这些民营企业如果真是通过市场获得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资金，恐怕遑论发展，维持下去都属不易。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血亲、姻亲、朋友和同学等关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关系网尚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种人情味就几乎没有了。一方面，即便是上述关系，也还需用金钱努力编织，否则很快就会被从关系网中抛出来；另一方面，只要有金钱开路，即便不是上述关系，也能将其编进关系网中。因此所谓“关系网”，在目前的中国，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许多国有资产事实上就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的作用而流入私人手中。这种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参与作用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建厂、联营、转产、获得业务项目、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它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经理们，无论是身在国营企业，还是身在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明白非正式社会关系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至于为官者，自然更明白在致富的道路上“官商结合”的必要性。“公共关系”这个词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使用，其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只是其内涵和它在发源地的内涵已大大不同，成了请吃请喝、送礼行贿、美色“攻关”等诸种拓展非正式社会关系活动的代用语。从单个企业来说，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资源，交易成本较小，可以使自己在同侪中脱颖而出。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利用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分配资源的结果是使社会付出了无法用统计数字计量的巨大财富──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前几年，有两本书走俏中国大地，一本是《曾国藩》，另一本是《胡雪岩》。“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这句流行语说明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还有人公开出来表明，如果为人做到胡雪岩那份上，上交权贵，下结江湖，就是人生风光的顶点。但是胡雪岩说到底，只是旧时代一位将官商结合共同谋取暴利的“艺术”锻造得炉火纯青的“官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