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胡雪岩现象与中国三代商人
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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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关于“企业家”的话题一浪接一浪，谈的多半是企业家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出于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谈这一话题我认为无法切中要害。我始终认为，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应该比企业家的素质更为重要。因为成长环境无时无刻不提出特定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而企业家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会要求的综合反映。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是文化的沉淀。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经营者们的痛苦与他们背负的重担，真还必须从他们的先辈们的生长环境谈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从近代以来的三代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商人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商人从其产生之日开始，就注定了要陷入一种奇特的关系网之中：在政府那里，商人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而商人与政府官吏个人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明白的生活常识。
商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我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农业——本业才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农夫才是唯一的生产者，而工商业——末业的存在与发展，对国计民生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历代对商人的态度一直沿袭汉代，采取打击与限制的政策，如不许乘马，不许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等等，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清王朝的雍正皇帝还“重定四民之序”，再次从伦理上强调商人地位的低下。
雍正皇帝这种“重定四民之序”，只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经济伦理反现实性的一面。因为不管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一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既享有盛誉，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与官员们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商人这种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了变化。了解我国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对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很有帮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这一观点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文化因素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我国工商业者的法律地位不高，与我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很大关系。即使是孙中山先生与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商人——绅商阶层
由于令清朝统治者创痛巨深的鸦片战争是由于封建王朝一向漠视的对外贸易引起的，于是外贸被夸大地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人们去重新估价商业的作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先后有王韬、容闳、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稍许有点夸张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商战”。郑观应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里发出了“商战”的呼声，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开始，第一次堂而皇之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社会集团——绅商阶层。
从本质上看，绅商阶层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体。它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厕身官僚行列的。前一类人的代表有孙家鼐（咸丰己未科状元，1859年）、陆润庠（同治甲子科状元，1864年）和张謇（光绪甲子科状元，1894年），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目为“贱业”的工商业，是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后一类人的代表有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胡雪岩最初是银号商人，后来因为帮助官军剿太平军有功被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盛宣怀的事业则更显得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后来获得实授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个阶层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无限层次的过渡形态，亦官亦商，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既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传统商人的最大区别所在。纯粹的民间资本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发展的空间很小。洋务运动最初的十年，李鸿章基本上不许民间资本介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官办企业贪污腐败盛行，亏损严重，资金难以为继，才开始以“官督商办”形式出现，而“官督商办”这种模式最后的结果是商人出钱，官僚贪污，企业效益奇差，商人们最后将这种形式弃若敝屣，然后才有“官商合办”这种形式出现。而洋务派的另一巨擘张之洞则自始至终都对民间资本严加拒斥。
这种状况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极大地削弱，原来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不是日益萎缩，就是转向商办。而这一时期新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商办。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能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特征。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代商人——民族资产阶级
北洋军阀时期，由于政治控制力的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还联合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对地方的治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据统计，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而1919年5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1922年，各地银行公会会员101家，他们互通声气，彼此呼应，经常采取协调行动，既活跃于政治舞台，也活跃于经济舞台。1920年以上海的上层资本家为核心成立了全国工商协会，虞洽卿任会长。这个协会就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全国工商界利益而同军阀政府打交道、搞合法斗争而设立的。这一协会成立伊始，就向军阀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诸如改良税制、颁布一系列工商法规、提倡交通和银行业的发展，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等。对于连年的军阀战争，各地资产阶级团体进行了持续的谴责和斗争。认为军阀统治“就法律而言，无合法政府；就实际而言，无统一政府”。权力系统的频繁更迭，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几乎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成长，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尽管经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有利，但相比之下，民族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护的愿望更为强烈。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一起，资产阶级欣然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资产阶级的慷慨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款达1亿多元。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充当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地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上海市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