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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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发明者公然声称它搞的不是“技术”，而是“前卫艺术”，至于“那玩艺儿”是电脑，不过是其“前卫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已。
如今好时光不再，当年的“比尔”们却日渐发达，反战的“比尔”成了美利坚帝国的总统，逃学的“比尔”成了微软帝国的皇帝，不但终于恭行了自己曾经反对的一切，而且仿佛还变本加厉。但是，“幽灵”却没有销声匿迹。这恰是所谓幸福的人们各有其幸福，而世纪末的两个比尔则各有其不幸的原因。当逃学的比尔将所有人集体开发的应用和操作软件垄断在自己手里，甚至将“八叛将”的革命成果也“捆绑”在自己身上，力图完成“微软”帝国的统治时，当年他曾经借助的“幽灵”便开始反过来对付钻进钱眼里的盖茨本人，与他“捣乱”了。
1991年，知识公共性的“幽灵”再次被芬兰籍科学家托瓦尔茨(Linnus Torvalds)呼唤出场，他编写的Linnux自由软件，即开放源码软件，正在从根本上瓦解计算机领域的垄断秩序。企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其源码密而不宣，从而不利于软件技术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共识。自由软件运动适应了这种共识。倪光南院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由软件运动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计算机开发人员在为开放源码软件作贡献，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和兴趣工作，这类软件借助于因特网将无数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集中起来，协同开发，因此它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极快的发展速度。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自由软件的协作规模也随之扩展，这是任何一家大公司即使是微软也无法比拟的。”
今天的自由软件运动正在成为盖茨们的“幽灵”，我想说，这个令盖茨辗转反侧的幽灵其实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正像INTER-NET是“英特纳雄耐尔”的一个改写和变体。热爱莎士比亚的马克思无疑深谙“幽灵”这个隐喻的辩证的、悖论的形象的复杂含义：知晓在他自己的身后，自然有人借助他呼唤出的“幽灵”的形象掩盖现实的真实，自然更有人借助暗自修改“幽灵”的指令来更巧妙地逃避它，但是，马克思更知晓这些暗自修改本身却会不断被“幽灵”本身的力量所暗自改写和修正：因为所有的文本和程序都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垄断，而是不断被改写——如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本身。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句话作为伟大的象征和隐喻不可能不包含反讽的力量，它远远不是指科学知识这个领域，当然更不是单指技术这个领域。北京中关村的一块牌子上的豪言壮语：“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因而是一种歪曲，而马克思的幽灵揭示的则是这种歪曲背后所隐喻的反讽：当代中国仅有个人电脑(PC)一千多万台，“网民”仅仅不过二百多万，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的“距离”远不是“由此向北一千米瀛海威时空”一句机智的广告调侃所能包纳的。马克思的“幽灵”意味着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为争取获得信息和参与系统程序的权力而斗争，这是当今世界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斗争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因为一个民主化、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公路或高速列车，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但是，也甩下了另一些人，甚至拒绝让其他的人“搭车”——而这才是高科技和知识进步背后掩盖着的更具体的真实。
马克思的幽灵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光临中国，要来到我们身边——但这并非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也许这个幽灵一直并未离我们而去，即使在我们公开抛弃他的时候，这种抛弃却成为另一种呼唤。当年，我们曾经为被抛弃的马克思找到了一个相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九流的替身。他的名字是托夫勒．我们也为马克思的幽灵的最终出场准备了一个序曲，它的名字叫“第三次浪潮”。(而对马克思而言，不是托夫勒，而是丹尼尔·贝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是“第三次浪潮”而是“后工业社会”又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是“第四次浪潮”又有什么关系呢?)
1984年，当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被介绍到中国时，正是中国改革的深层困境首次暴露的时节。“知识经济”正是这样成为一个“幽灵”，在八十年代(具体说是“六五”计划期间)被呼唤出场，一方面服务于借助“三电”拉动市场和消费的国家经济改革战略，同时推进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许多精英的“设计”里，则是为了借这个万能的“幽灵”来“绕过”社会民主、利益公正分配等更深入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或者把这些问题视为科技进步可以自然解决的。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搁置了，因为在当代中国的精英们那里，有两个万能的法宝是屡试不爽的：一个叫“科技”，另一个则叫“市场”。“知识经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地被理解为“科技市场”，正如中关村被理解为“卖东西的地方”。
“六五期间”中国的计算机战略是“草船借箭”之计，即像引进电视机和电冰箱生产线一样引进个人电脑整机生产线，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口号下，国家以高关税壁垒的方式，保护了一批“中国牌”，其中有一种名为“浪潮”的品牌想必深得“托夫勒主义”的启发，打着的正是“时代的烙印”。昙花一现的繁荣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在没有民主化的制度决策和保证的情况下，高关税总是与权力者的交易、特别是走私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往往自相矛盾，因为“保护”总是与特权与“特许”相关，其中包括与“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关的“科研免税权”。在当年的中关村，穿梭着目不识丁的权力蛀虫和利用“科研免税权”及其他权力行走私之实的“倒爷”。当年，笔者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看到一幅“三八红旗手，信通总裁金燕静为女生部讲座”的海报，而一个星期后，“三八红旗手”便因走私入狱。
中国的“知识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关村的兴起打着时代的烙印。初期的(有时甚至是巨额的)利润并非来自知识、技术乃至技术产品，而是来自特定的政策造成的价格双轨制中的巨额差价。“十亿人民九亿倒”，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初期膨胀不是与“造电脑”而是与“倒电脑”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国家／市场”的二元论来印证“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个人牟利冲动总是优于国家政策导向的自由主义教条，很少追究某些所谓“国家政策”并非民主决策也没有制度保证的事实。更很少追究船上的草垛如此空疏，所谓“草船借箭”怎有不将船“射沉”江中之理。表面看，这一轮试验是“看不见的手”胜利了，但是，失败的不是所谓“国家”政策，而是中国的知识产业。那个政策使许多人一夜暴富，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光，按照自由主义教条，这正是一种对“个人”有利的“好政策”，但却使原本并不绝对落后的中国计算机事业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更新机遇(毫无疑问，如果中国的计算机技术从来落后，所谓“两弹一星”不可能自己跑到天上去)。缺乏民主决策和制度保护的“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