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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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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危机。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案，不能仅仅取决于一种政治、经济和技术的方式，而同时也取决于文化的方式和文化的民主与创新。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运动和以“主体论”为核心的新启蒙思潮，已经把知识分子塑造成时代的主角，并将其前所未有地推到了当代生活的最前台，尤其是技术专家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已经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其中计算机产业的技术人员更格外受到各方面的青睐。这些人毫无疑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空前严峻的责任呢?我相信：这个责任就是，了解知识只有在平等交往和充分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进步的事实，了解知识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本质。如果我们的希望在于：如何在文化和知识的领域里完成一种平等合作的重建，并且不遗余力地、逐渐地将这种文化、知识领域里的民主和平等追求推进到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去的话，那么中国和中国的知识经济呼唤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而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分子。
今天看来，“知识经济”的真实含义显然既不在于字面上的“知识”，也不在于字面上的“经济”，中关村的历史，是一部政府、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消费者之间利益博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知识企业与发达国家知识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历史。其背后则是当今世界和国内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调整、修正和联合与斗争。这部还并不漫长的活的历史表明：只有当博弈造成的关系趋向合理时，知识才会发展和进步；这部活的历史还表明博弈如何才能趋向合理：知识进步的前提甚至不在于官方的英明决策(尽管英明比愚蠢要好得多)，也不在于类似皇帝的新衣似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玄而又玄的万能伟力，而在于知识的“公共性”本质中所蕴含的社会平等的诉求如何才能实现。——从国家垄断的、冷战产物的大型机，到“每人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PC机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人，一个企业开发并垄断软件，到许多人通过互联网共同开发、修改和分享软件发展的历史，都表明知识和知识经济发展，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的英明所致，也不是万能市场的驱动的结果(想想瀛海威，它是在完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扛起INTERNET大旗的)，而是知识的公共性原则和它导致的平等诉求不断实现的结果，——因为只有它会最终获得人心。
现代科学和知识在中国兴起的历史乃是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的，是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科学救国”、“科技兴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世纪的口号。发展中关村，发展知识经济当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的民族企业，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民主运动和国际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上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理解他们对科学和知识的“公共性”本质和其内涵的平等诉求的信念，——理解这种本质上是民主和平等的朴素信念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其实远不是简单的“科学救国”所能够包纳的。因为多少年来，科学和知识，一直是少数人妄图垄断在自己手里，借以发财致富和压迫他人的工具，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毕生都致力于打破这种垄断的斗争。
这是我所知道的知识和科学的正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今天，我以为我们应该、也需要从这个传统来检讨中国“知识经济”，包括中关村并不漫长的历史。像马克思的幽灵一样，这个传统也是我们自己的“幽灵”。它质疑着“知识经济”概念的含混，检讨着中国“知识经济”并不漫长的历史，预示着中国知识经济的未来。我想这是真正的“幽灵”出场的时刻，这一时刻一如既往地意味着哀悼、回忆、反思，也意味着预示：预示我们要如何行动，以及要往何处去。
在这寂静的夜里，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章，——我将如何回到现实中呢?我思忖着，——答案也许是幽默的：或者我会打开YAHOO“圆圆的钉子”这样的网站，去浏览那里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问题的不间断的讨论和对话。这表明中关村终于已经不是“卖东西”的地方了，那里汇聚的也不再是技术专家，而是在集中、交换、分化着中国文化讨论和文化创新的氛围。——但愿中关村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创新的一个新的“引擎”——而这是我所真正快意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这是一句美好的祝福——一个技术门外汉的朴素的祝福。我想用这样的祝福结束我的文章是再好不过了。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文学的本体与形式》、《锁链上的花环》、《摩登者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