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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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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前，卡尔·马克思曾经用一句无可替代的启示录式格言，宣示了机器生产的世界的降临及人在这个机器制造的世界里的命运：“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乃是他的伟大预言和警示的一部分。雅克·德里达在赞美《共产党宣言》时曾经说过：回首人类知识的历史，“传统的本文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这已远远不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还有，极少有文本如此清楚明白地说明过法律、国际法和民族主义。”
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除了现代生活的那些重要方面外，马克思“无与伦比地分析过”的“不可简约”的技术和传媒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其尖端成就体现在被称为“电脑”的计算机技术之中。——如果马克思再生，他也许就会幽默地看到：一个幽灵，“知识经济”的幽灵，今天正在中国和全世界徘徊。
正如哈姆雷特对父亲幽灵的呼唤，是为了“复仇”和“恢复正义”，借以了却和勾销旧日家族史上“剩余”下来的“旧账”一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呼唤，也是来自他对“剩余价值”的深沉思索，来自一种纠正和了却相对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陈疴与“旧账”的热望，为了清理和了断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老账目，为了解除、了断建立在“债务”之上的“失效的市场”的困境，为了给当年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恢复社会正义的事业以“批判的武器”支援，马克思呼唤出他的幽灵“共产主义”。
从莎士比亚到卡尔·马克思，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对“幽灵”的呼唤是欧洲历史上一种举足轻重的传统仪式，这种文化的降神仪式中内涵着欧洲现代历史的秘密。
“科学的巨大发展、技术的空前进步”——马克思在《宣言》中说，这曾经是资产阶级呼唤出的“幽灵”中重要的一个。资产阶级还呼唤出其他的幽灵：例如社会化的生产、工业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被资产阶级呼唤出的这些“幽灵”，现在开始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自身，威胁到这个阶级统治的基础私有制度了：“当年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东西，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宣言》)例如，资产阶级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制度，必然导致对知识的绝对“产权化”、私有化和“排他性处理”，而这与知识作为人类公共财富的“公共性”本质是矛盾的，与知识是在平等的交往与合作中才能发展、进步的知识进步方式是矛盾的，与对知识的平等拥有，知识本身蕴含的平等诉求和公开性原则是矛盾的。当年被资产阶级呼唤出来的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这个伟力，现在却成为威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幽灵。
马克思的“幽灵”(其中包括科学的巨大发展，技术的空前进步所释放出的匪夷所思的威力)作为一个绝妙隐喻起码有这样几层意思：1，当一个阶级因为进步而坚强时，它是一种启迪和召唤；当一个阶级因为既得利益而保守和软弱时，它是一种困扰和梦魇。正如在创造了哈姆雷特和幽灵关系的莎士比亚那里，幽灵的提示和警醒，既是主人公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出路，也是使他进入这种困境的一种途径，因此，对哈姆雷特来说，对幽灵的呼唤和与之狭路相逢，这意味着清醒，同时也意味着“中魔”和“发疯”。2，现代资产阶级自相矛盾的哈姆雷特性格决定了，那些被他呼唤出的幽灵从未完整地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现身——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此，在当代世界，“幽灵”也从未消失，它是对我们困境的提示和警醒。
今天，我相信，这种提示和警醒部分在于如下要点：科学和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和知识只有在平等的合作和交往中才能发展，科学和知识活动作为“植根于人的兴趣、爱好之上的创造性活动”，与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之上的“工具性的异化劳动”是根本矛盾的。马克思对知识的公共性本质的论断完全适合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历史。
1957年，以诺斯(Robert Noyce)和葛洛夫(Andy Grove)为首的“八人帮”从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垄断的“肖克利半导体试验中心”集体出逃事件，揭开了当代计算机革命的序幕。因为这八个人再也不能忍受肖克利令人生厌的管理方式，为了“技术保密”，肖克利让他们接收测谎器的检查，——他们是肖克利的“幽灵”，也是把知识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和私人权威之手垄断的“封闭试验室”行为的“幽灵”。这也是他们后来被称为“八叛将”(TheTraitorous Eight)的原因。但是，令肖克利辗转反侧的“幽灵”不是哪个人，而是知识的公开性、平等合作的知识工作方式和知识的非异化劳动方式。这与肖克利把知识理解为通向个人成就和财富的途径加以垄断的方式相冲突。——“八叛将”逃向未来的“硅谷”，“幽灵”首次降临山景城，两年后，这些人打破国家和私人对高技术的垄断，作出了与所有人生活有关的收音机、助听器的必不可少的积体电路，奠定了个人电脑的心脏：硅技术的基础。
青年比尔·盖茨显然曾经在计算机进步的历史中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特立独行地为“八叛将”的小型电脑写操作软件，如果没有这个年轻人“要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了不起的抱负，即使有了小型计算机，那也不过是个新奇的摆设而不是今天这样神奇的个人电脑。对计算机技术历史上的这次传奇性转折的津津乐道而今已是老生常谈，只是很少有人注意技术革命发生的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认为对这个故事的讲述离开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年代将大为逊色——那是伟大的“六十年代”，是马克思和“毛主义”的幽灵笼罩世界的时光，是全球“造反青年”和“造反文化”繁盛一时的好时光，那时循规蹈矩是一种耻辱，创造性和特立独行才值得赞扬；那时考上哈佛没什么了不起，敢于像盖茨那样从哈佛退学才是了不起；只有那个反抗权威的时代才会自然地将“每个人都有”和“有他自己”的东西挂在嘴边，只有那个时代才把名牌大学和好工作看作异化劳动的入场券，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游戏”和“创造性”。多年后，盖茨曾经把电脑比作“儿童玩具”，他说：“这种要求一个玩具具有更多功能的冲动存在于创见性儿童游戏的核心。这也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
回望“硅谷”，我们必将看到与之毗邻的“后学中心”斯坦福大学和“造反文化的摇篮”柏克利大学。在伟大的“六十年代”，这是左翼文化在美国登陆的地方，这里的大学文化从此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幽灵”，至今与保守的美国东部文化格格不入。我们今天的大学恐怕很难产生Larry Ellison这样的造反青年，当年这个迷恋公社制度的“坏小子”是因为想去印度朝圣没钱才搞起了计算机，这个“网络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