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问题
作者：吕 澎 高 兟 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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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九十年代继承发展了。
吕：是这样。可以说根本不同没有，不同之处就太多了。进入微观的分析我们就会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
高：但从另一方面看，时间又冥冥中在左右着我们的意识。二十世纪的结束，新世纪的到来对我们不能说不具有某种警示作用，在此临界意义上展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是否会更有积极的意义呢?
吕：对，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是这样，人的心理、意识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就说新世纪吧，这是一个文化概念，时机转换了，应该有巨大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判断，就像小学生第二学期了，老师要求要有新的面貌，学生真得就这样要求自己了，新学期一开始真的有了新的面貌，如果老师没有这种要求，学生只不过在家放假玩一个月而已。再比如，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与世隔绝，是不是新世纪他感觉不到。这说明文化是经过理性的心理的暗示在起作用。从根本上讲，我不认为有必然性，是偶然在起作用，就像你们不问这个问题我连想都没想这些。必然是什么?必然就是不同的情景因素叠加在一起被权力首肯。必然性是一种宗教文化的本质主义的观点，是权力使必然性合法化。像“艳俗艺术”，开始也许是某个人的偶一为之，有人感觉有些意思，其他人也往这方面靠，等权威定性，再找到一种说法，这就成了一种必然性……
高：这就是所谓文化的过程。成为文化也就意味着具有了权力，具有了权力，反过来又能对现实产生影响。1997年我们客居北京，中央美院邹跃进为编辑《当代艺术》“艳俗专号”到我们工作室想做一个对话，他认为九十年代我们以《临界·大十字架系列》装置艺术体现了极端精神化的一种倾向，而艳俗则代表另一极端的世俗化倾向，他想通过这种对比推介“艳俗”，角度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当时我们违反了一种游戏规则，向邹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你对“艳俗艺术”的真实看法是什么?他很实在的说，“艳俗”还是有点意思的，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些艺术家很穷，想成功出名，他想帮他们一把。当一个问题很具体后就很难再进入一本正经的对话了，所以对话也就没搞成。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进入对话操作，问题可能也就真的产生了。显然，偶然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
吕：“艳俗”品牌已经确立，也就真的成了一个文化问题，批评家的阐释就能找到它存在的必然性。还是一个偶然、一个权力在起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说，人又是有理性的，文化就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用文化概念的作用来改变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不良倾向，使人相互尊重起来、爱戴起来、支持起来，使我们的艺术发展得更加健康。
高：你怎样看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中的身份问题?
吕：这是九十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无论在任何一个角度被利用都是有价值的。后殖民也好，有买办嫌疑也好，商业目标也好，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与世界对话。像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许多问题，一件事存在许多解释的可能，像北约的轰炸，可以从各个角度谈，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就当代艺术的发展而言，无论什么方式的出场，让世界了解中国艺术是最关键的。只要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身份无所谓。
高：近十年来，一批中国前卫艺术家相继出国，有的一直比较活跃，你怎样看这些艺术家“以东打西”的艺术策略?
吕：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还是要看作品。
高：这的确是海外中国艺术家运用的一种艺术方略，包括国内艺术家出国参展的作品也是这样，老栗总结为“春卷”和“外销瓷”是有道理的。
吕：我在1992年就很清楚中国前卫艺术的这种处境，老栗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正在写作中的《九十年代艺术史》中引用了老栗这个说法，中国目前只能这样，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卖“春卷”吧。
高：你对你正在写作的《九十年代艺术史》有什么期待吗?
吕：没有，我的考虑只是要印刷好一点，精致一点，尽量不拉下一些重要的艺术现象，我会很尊重一些艺术批评同行的学术成果，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这样会给未来的艺术史家保留一个比较详细完整的东西。
高：就这样吧，祝《九十年代艺术史》早日问世!
吕：谢谢!
吕澎，艺术批评家、史论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作)、《欧洲现代绘画美学》等，另有译著若干。
高兟、高强，当代艺术家，现居济南。主要有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