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作者：顾 峥
字体： 【大 中 小】
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以后在小组中的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我们忙，便一起去拍了。作为导演和摄影师，老贾和朱炯只合作过这么一次，但后来他们结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天安门广场拍摄我们电影生涯的第一个镜头，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这是心灵的选择。为客户干完活后，1994年5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拍国旗班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受到许多器材上的限制，从学校租的M3是一种在八十年代已被国外电视台淘汰的摄像机，摄录过程中没有一条声道留下完好的声音。制作后期时老贾干脆把同期声全拿掉，把整个影片铺了一层《瑜伽功》的音乐。最后，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后，我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王宏伟和我像起初一样又一次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学院学生对电影的认识只是故事片(movie)，而不是电影(film)。一台录像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电影形成今天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缺少纪录片和实验电影的运动，即使在现在的中国电影界还是没有纪录片的位置，纪录电影的概念是一些根据旧新闻素材剪辑成的政论片类(如《周恩来外交风云》等)。中国电影只是“影戏”，而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吴文光和段锦川等中国纪录片运动实践者也是大概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工作的，当时也并不是很有反响，这被认为是一件和电影并无多少关系的事情。这种对纪录片的漠视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电影观念：对生存状态的关心并不是电影的任务，电影是用来造梦的。所以电影一定要拍摄得美，故事结构一定要完整，演员一定要漂亮，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拍完《有一天，在北京》之后，我们三个都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一个下午，我正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时，贾樟柯对我说，做我的副导演，咱们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的。明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他说为了这个纪念日，我们再拍部片子吧。对我，对王宏伟，这都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原来老贾又弄到了钱，当我问他为什么总是能弄到钱时，他说：拼命弄啊。贾樟柯在来北京前是学习绘画的，后来他看到了《黄土地》，觉得拍电影比绘画更加有表现力，就决定到北京来学电影。这次是他以前的同学王波和王怀宇在为一家太原的豪华饭店装修时，临摹了一张陈逸飞的《夜宴》，有了一些钱，也不知道老贾怎么煽呼的，这哥俩愿意帮贾樟柯一把。
贾樟柯在几天之内就拿给我看剧本的第一稿，他不得不向我和王宏伟解释他的计划，因为他要把一个河南民工作为主角，所以要王宏伟来扮演角色，还要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当他告诉我们要让王宏伟主演时，我们都大吃一惊。王宏伟特别的瘦小，其貌不扬，是不可想象他在任何一部影片里担任男主演的。王宏伟的志向是做制片，他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王宏伟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而且王宏伟在这学期的表演课上被表演系老师认为是最不会演戏的学生，他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王宏伟很怀疑他和其他演员是否能够胜任，是不是应该找表演系的同学来演，贾樟柯坚持他的主张，说剧本就是按照王宏伟的形象写的，不需要王宏伟在机器前做什么表演，只要把他的精神状态融入设计好的情境中完成动作就行了。表演系的同学不可能表演出他所想要的效果来。已经记不清贾樟柯是怎么说服王宏伟的了，后来大家公认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片子里的其他非职业演员也都很称职，唯一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的角色还是一个表演系同学演的。
找演员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因为设想主要演员要用方言演出，所以必须要找河南籍的学生，我们当时是第二学年，课还是很多，我们几个人就只得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开始和贾樟柯煞有介事地去找演员了。每到一个学校，我和老贾心里都特虚。我们知道不可能给人家什么报酬，土枪土炮拍电影，确切地说是录像，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玩儿吗?热爱电影的人还是多，我们先找到了两个女主角，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的周小敏，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朱丽琴。最后还差一个票贩子的角色，必须是看上去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学校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正巧来了一个找王宏伟的老乡姚盛，他已经在地方上工作了几年，这次来是想考研究生，他不太情愿演这个角色。我们生拉硬拽，王宏伟买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酒一边做思想工作，我和老贾则尽量贬低演戏的难度，把表演描述得跟过家家一样简单。姚盛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方言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哪怕是河南的地方方言也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王宏伟的安阳话，连河南籍人都不能完全听懂，几个演员表演时也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什么，交流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方言演出，我们后期还必须配字幕，这对于很有限的经费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非职业演员在用方言演出时能够很快入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们以往所看到的电视电影戏剧化的表演中他们寻找不到依据，这样就更加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潜能。
组织摄制组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我们的小组通过拍《小山回家》壮大了许多。这次毕竟不同了，我们从《光明日报》租用了很专业的摄像机，录音器材是录音林小凌在录音系静坐一下午，争取来的免费设备。摄制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大家见我们三个办事认真，便纷纷加入小组：摄像胡欣，是93级摄影系的同学。另一个摄像陈越强，是跟机员。录音师林小凌是91级录音系的同学；韦晔，是93级录音系的同学，还有从山西大学美术系赶来的美术师王波和王怀宇。再加上朱炯做剧照，王宏伟兼制片主任，我们的小组兵多将广了。
拍摄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片长的问题，大家本来是想要拍摄一个长片的，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完成剧本定的九十分钟长度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贾樟柯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想出一个剧外的结构，由摄影进修班的丁建城用家用掌中宝摄像机拍一个工作片，把我们的工作状况作为影片的一个部分编辑到片子中，可能就达到常规电影九十分钟的长度了。而且两种不同型号机器的像质，可能会有独特结构上的含义。但事后，这个计划因为工作片的拍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要求，被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