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作者：顾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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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上海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学院虽然不大，但每届也有百八十个学生。大家年轻气盛，很多人极具大师气质，彼此不服但一时又拿不出作品比试，便拉来历届校友助阵。导演系的自不在话下，整天的凯歌、壮壮挂在嘴边。摄影系的有张艺谋护驾，录音系也出过宁瀛。这样的争执相持不下，大家便寻左道旁门。比如把录音系叫“露阴癖”，把导演系叫“倒爷系”。文学系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人，但也在劫难逃，那时候我们班上共有十二个同学，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称我们为“七侠五义”。
贾樟柯、王宏伟，还有我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起初我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我们三个都不富裕，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我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老贾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我和小王都没有在意，电影学院犯这种病的人很多。谁都知道，即使在电影学院，即使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事实上你离电影还是那么的遥远。我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变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事实也是如此。进校以后，全体同学观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片子是第五代继《秋菊打官司》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们非常难得地不但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的票房，同时还得到了影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的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得奖模式的电影《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彷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我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的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一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我们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酷》一片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
1994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开始处于持续的低迷状态。那时候，大家都在想以后的电影作品一定要好看，制作要精良，故事要容易让人看懂。为此大家都觉得要向好莱坞学习，都很想从好莱坞电影中学到点什么。但是实际上，那些模仿好莱坞模式的国产大片上座情况并不好，与好莱坞竞争在各种层面上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被各个电影公司虚假的报表所迷惑，整个电影思潮转向电影的商业化讨论。
在一片电影商业化的呼喊声中，我们却要拍纪录片了。老贾对纪录片非常热衷，我和王宏伟在心里却有些打鼓。一方面第一次拍片有些紧张，另一方面事到临头又有些怀疑事情的价值。钱是老贾从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找来的，他们来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头的广告的资料，便来电影学院找人。这伙山东大汉在我们楼下找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们，被贾樟柯碰上了。老贾没有像别人那样见人就觉得是骗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谈好价格，对方便付了一千元定金。
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知道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一天拍我们自己的东西。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不知道拍什么，最后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