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作者：顾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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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回家》成为一个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我们“正式”开机了。贾樟柯的工作方式搞得全摄制组的人无所适从。因为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概念中，总是希望也认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应该越充分越好，尤其最重要的是分镜头剧本，应该在开拍之前把导演的分镜头剧本给摄制组的成员们看，好让大家工作起来心里有数。可是贾樟柯只有文学剧本和工作计划，没有分镜头剧本，他的方式是到了现场以后再进行分镜头。再加上一起合作的同学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拍摄活动，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无法接受电影的现场感的问题。第一天下来导演的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无法适应，大家都强烈要求贾樟柯列出第二天的分镜头计划，贾樟柯依旧非常固执，认为一定要体现现场感。记得大家回到学校都已经非常累了，只有王宏伟拉住贾樟柯一定要列出第二天工作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这当然包括分镜头剧本。凌晨两三点钟还能见到两个人在走廊的尽头争论，不过第二天现场拍摄的工作方式还是没有大的改变，大多数情况是贾樟柯现场躲到一角，蹲在地上，看着他的剧本。
第一场戏，因为要表现出节日的气氛，因此必须在邮电大学学生元旦晚会结束之前完成，所以对我们来说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一共有三个摄像师，可是第一摄像李肖夫由于对机器不是很熟悉，被老贾无情地更换。他专断的工作方法有时候让人无法接受。但也只有他这样的“独裁”，才能使混乱的摄制组渐渐进入轨道。整个的拍摄把大家都累坏了，只有贾樟柯好像有无穷的精力。我记得我们最多的一天曾拍摄过七个不同的场景：厂桥一西单一北京站一北京南站一新街口一西直门一电影学院。事后，我们开玩笑说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比香港电影人还高。而且因为拍摄的钱不多，许多地方只能是走着去，当时丁建城说他拍的纪录片素材，表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拍摄第一天我们租了一辆固定的面包车，第二天开始扛着器材站在街上打车，第三天是将器材放在三轮车上骑着去现场，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是步行到最后一个场景的。事情总是不可能很完美，最后一天帮我们从《光明日报》借机器的同学告诉我们出了一些意外，必须把机器提前半天还回去，但是工作计划已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了，最终剩下两场戏没有拍。
我们在西直门有一张合影，可以见到贾樟柯像一个老妇人一样站在摄制组中，他太累了，他有太多的遗憾。
在剪辑时，遇到的麻烦就越来越多了，不但因为几场戏没有拍，而且贾樟柯坚持要按电影的工作程序做，虽然自寻了许多烦恼，但为以后的拍电影打下了基础。其实使用BETA录像机是不用这样复杂的工艺的，可我们为了为电影积累经验还是同意了他的选择。这样复杂的工艺也使后期制作的周期拖得很长，有一段时间因为没钱，不得不拖过了春节再开始剪辑。贾樟柯在剪辑上要想各种办法来挽救实拍中的一些毛病，毕竟是第一次拍片子。那时候我们总说一句特吕弗说过的话：“我的所有影片都是在剪辑台上挽救的。”我们用这句话来相互鼓励把片子做完。因为这个原因，在声音处理上想出许多方案，把各种我们日常听见的各种媒体中人们熟悉的声音加入到片子中，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当年的流行歌曲，各种有代表性的电视节目声音和电子游戏声音的剪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几场戏没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剪辑方案，许多场景都被代以黑画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有点像默片。有一场小山去找大学生的戏没有拍摄，可是在叙事结构上来说实在无法删去，贾樟柯就决定把两个演员的台词在现实环境中录下来，配上黑画面，录音林小凌告诉他不能这样干，从他拍片以后有太多的人劝告他不能这样干，不能那样干。这次他还是没有听别人劝告，还是以广播剧的方式处理了这场戏。
我们的实拍在1995年1月3日就结束了，可是片子全部剪辑完成已经是1995年5月份了。
终于，在1995年5月，在电影学院狭小的618宿舍开始了我们作品的首映式，那天来的人很多，连床的上铺都坐了人。记得我们对片子的信心不是很强，我站在最后一排几乎看不见电视屏幕，其实我也看过了无数遍，听着声音就知道放到了何处，我不停地问身边一个高年级同学觉得怎么样。片子放完以后，大家又都陷入沉默，可能实在没有什么参照系来评价它，它和以前见过的好的不好的学生作业都太不一样了。总算老贾的同屋王超，一个熟悉各种理论的老同学开始了他激情洋溢的讲演。我记得好像和片子关系不是很大，他提到了波普艺术等等。其他同学只是没想到这样拍摄的片子居然能够剪辑完成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么粗糙的影像，他们认为完美的电影一定要好看，画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一样，声音一定要经过多少遍的处理。总之，一定要在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懂电影的行规，这样大家才认为你会拍电影。可是这些《小山回家》中都没有。
《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受到的冷落，这次没有让我们迷茫。老贾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的环境，他想到外面的学校放一放。他说再难看的片子也应该放给别人看，他想看个究竟。小组其他的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不甘心。于是我们放映第一站就选择了北京大学。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我们开始首次校外放映。放映完毕后，大学生反应颇为强烈，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学生们最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把一个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传媒真正关心的人)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还有就是影片中包含着的大量社会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在这里不像电影学院反应那样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总之，这部电影有了反应。这样的交流和争论很有意思，它使我们可以看清拍《小山回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普通人也应该是被我们关注的焦点，哪怕他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且电影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记录他们生活的原生态，以谋求他们的发言权。后来我和贾樟柯多次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我们渐渐在变化，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很快《今日先锋》来约稿，老贾写了《我的焦点》一文，在这篇拍摄完成后才写的导演阐述中，他反复强调了电影的责任与态度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拍完《小山回家》走在路上再看到民工，有跟以前不同的感觉，贾樟柯说他也有同感。我们的影片多少引起了一些关注，正好有一位高年级同学阮慧勤毕业后分配到了《戏剧电影报》，一些关于小组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一切好像好了起来。
但1996年很快到了，我们已经三年级了，开始面临毕业分配等问题。最初的热情都有一些淡了。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点经济压力。小组的成员陈越强提出他可以搞到一笔钱拍一个类似偶像剧的东西。要做和实验电影小组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从心底都很不乐意，但人穷志短，大家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也见不到前面的方向，于是同意了这一方案，开始筹划这一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