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续）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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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减法原则”，戈尔巴乔夫才骤然得位，直到1986年，他还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一回事。戈氏的形象之英俊大大地掩盖了他面对复杂改革问题时的无能。
至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主张是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用我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我还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态度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指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加油。我个人认为，与十年以前相比，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何谓“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有一个同学要求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一下什么是“新权威主义”。
我的回答是，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它认为，只有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稳定的权威存在，才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导致经济开放与繁荣，只要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就会导致社会的分殊化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只有社会多元化，才会进而导致文化价值观的契约化意识与宽容精神，而所有上述这一些因素的结合，才会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有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持条件。一言以蔽之，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种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这时，一位同学进而问我，印尼苏哈托政权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政体，但它却把印尼引向了现在的一片乱局，对此你如何解释新权威主义的实效性?
我的回答是，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是一条理论上的“理想曲线”，至于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理论曲线，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为了维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而非要充当现实中的任何权威政治的辩护士。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治强人的失误或失败，反过来否定新权威主义理论这一“理想曲线”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政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改革都会失败，只有革命才解决问题。
于是话题又转到我的政治观点，一位同学问我，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并问我现在是否还自认为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
我说，我的改革政治观是在研究近代改革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发现，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地走向激进，而每一次激进主义选择的失败，又会有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在下一轮变革中占上风。
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于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一直演变为北洋军阀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这种激进化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左派又把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完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新世界作为政治目标。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种激进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又在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使我深切地反思激进主义政治的原因，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考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而元以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我才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在我看来，通过百年的反思，我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一位同学此时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可以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相当深刻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思想者感谢的好问题。我把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我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向同学们作了这样的介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根。“旧物”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如果把一切旧物当作不合时宜的东西废弃，其结果就如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防护林带被砍光了一样，什么风都可以势如破竹地、毫无阻挡地吹入，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了留下一片水土流失的沙土。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