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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续）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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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在改革政治学
编者按：
本刊于1999年第一期“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专栏标题下发表的王晖、任剑涛两篇长文，以助读者了解知识界，
围绕自由主义问题所展开的思想论争，这场论争与其说是两极化的真实状貌，本刊在这里再推出一组分别为“保守主义”
（萧功秦）、“民主主义”（王小东）、“第三条道路”（秦晖）的代表性言论，供读者比较与研析。
几个星期以前，在复旦大学的校园系列学术讲座作一次演讲。题目是“从改革的政治学的角度看清末新政”。
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清末新政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改革运动，但过去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抛弃成见，从改革的政治学角度，来认识这场新政中的矛盾、改革战略选择中的两难性问题以及政治冲突、，那么我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对当下中国的改革同样具有启示性的东西。
我还进而谈到，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例如，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不同，社会性质不同，改革的前提不同，改革的起点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一些同构性的方面，例如，西方示范效应的作用，以西方工业文明作为效仿的对象与目标模式，中央集权通过政令来推行变革的自上而下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引起的危机感或心理压力，改革过程中的权威合法性流失问题，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与选择，经济发展与社会多元化对改革执政者的压力等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同构性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
接下来我还进而介绍了我在清末新政研究中发现的以下一些问题或转型中的基本矛盾：首先，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统治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正由于统治者陷入权威危机，因而也就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又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清末新政中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急诊室悖论”与改革中的两难选择问题。在是不是应该筹备立宪时，危机的压力又会进一步使决策层出现两难局面，形成两种不同的选择。例如，一种人认为，由于危机严重，立宪条件不成熟，立宪改革应该缓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定正因为危机严重，所以必须加快立宪才能摆脱危机。前一意见以条件不足为出发点，构成改革中的保守派与稳健派，后一种意见以危机压力下激进改革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而构成改革中的激进派。这种情况如同面对急诊室中的危重病人，在医生中出现保守疗法派与激进疗法派一样。其实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第三，对西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把西方立宪单纯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便工具，而没有意识到西方制度是历史上长期演变过来的，而且受到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民俗等因素的支持，才得以产生效能。由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支持，简单地移植西方制度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这种文化误读可以说是自清末以来一百年中的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重复犯的错误。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西方民主议会制的理解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制度工具论”。
最后，我从保路运动这一个案分析中指出，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这一实例足以给人深思。
我还进一步谈到，如何从清末改革与当下改革的研究中提炼出一些核心概念，例如，转型期失范、权威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增值、急诊室悖论、制度工具论等等，都可以考虑来充实改革的政治学的理论范式。
“实效”合法性与政治改革的条件
讲演结束后，出乎我的意料，不少同学围上来与我讨论问题，思想上的自由交流居然在演讲的“正剧”结束之后，才得以真正开始。
一位同学首先问，中国当下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与清末新政中类似的权威流失问题。
我回答，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中国二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化的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带来的权威流失，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基本来源之一，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当年提出权威合法性的三种形式时没有提到，其实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的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位同学问，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哪一个方面超前一些更好?
我回答，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当时的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使地方谘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的权力与省政府的权力提前给挖走了。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致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清末新政由于超前的政治改革而失败，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如此。我最近读了戈尔巴乔夫秘书写的一本书，才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此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水平。由于前任领导身体太差，如走马灯似的相继病逝，由于这种官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