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作者：王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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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这里还必须指出：“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今天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Sisci谈话中提到这种八十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因此对此也要有所警惕。
西方光环的消退与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国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八十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褪，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逐渐觉醒。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八十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九十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c”，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它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它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也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现在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了解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统治者，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地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八十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退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应取的位置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过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七千样本。1995年的调查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的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这两次调查有关报告分别发表于1995年1月21日和7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对于这两次调查结果，美国有关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回答：“请你拿出证据。”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仇恨美国人。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